1945年与雪莉·赫尔德结婚，生有一男一女。1981年身患吉尔林?伯利综合症（即书中萨米的一个朋友得的那种属于神经系统的病），几乎要了他的命。住院期间，结识了护士瓦莱丽·汉弗莱斯，病愈后1984年与赫尔德离婚，1987年与汉弗莱斯结婚。从他的婚变状况看，又和书中人物约塞连相仿。
书中人物与社会现实 《最后一幕》中的主要人物都是《第二十二条军规》里的“小人物”，他们大都来自康尼岛，参军初期集训时已经互相认识，在欧洲时又都在同一个空军部队服役（刘除外，他当了步兵）。大难不死回家后，虽各奔前程，但还保持着联系。此外，他们各自仍然保持着以往的性格。
约翰·约塞连，这个当年为逃避战斗只求活命而一再躲进医院的上尉投弹手，年迈之际最惧怕的仍然是死亡。我们第一次见到他时，他便在医院里住着，而且已经两个星期了。他没有病，却不停地叫大夫为他检查。他说他得了什么“病症幻觉症”。当大夫们告诉他“什么也没有检查出来”时，他则要求他们“接着观察”；当他们说“你的健康状况很好”时，他就说“那你们就等着瞧吧”。其实约塞连对死亡的恐惧正是海勒本人思想的写照。朱迪斯·鲁德曼指出：“海勒的‘战前小说’的主题就是他亲身经历过的恐惧：在战斗中丧命。”海勒在战争时期对死亡的恐惧一直延续到和平时期，主要是因为那场吉尔林·伯利综合症使他谈虎色变。他说，随着年事日高，“死亡、疾病和晦运占据了我的一切”。为此他不断安慰自己说“别人好像都能过好死亡这一关，我也不致会有什么困难”。
约塞连除了明确无误地表示对死亡的恐惧外，他当年对军中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荒诞也从来是直言不讳的。而在《最后一幕》里，他的这一特点则突出表现在他对荒诞的美国政治和社会的不满乃至憎恶。五十年代麦卡锡法案曾使美国人民处于人人自危、随时都有被指控为共产党的白色恐怖之下，此时的海勒只好将美国社会压缩到一个空军军团里，并借约塞连之口，从军团司令一直骂到他的顶头上司。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使自己逃出那条军规所设下的圈套。“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只有神经错乱的疯子才能获准停止飞行，但它同时又规定，如果你在“面临真正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时，对自身安全表示关注”，就证明你头脑很清醒，不是个疯子，因此就必须执行飞行任务。
同样，他也根本无法逃脱美国社会类似那条军规的种种制度圈套。这种圈套遍及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福利等等。那些极不合理却又切切实实存在的怪现象使约塞连又大开骂戒了。如果说他在空军里时只敢骂到司令，或者无计可施就拒绝穿军服，赤条条地爬到树上看同机炮手斯诺登的葬礼，那么今天他则一直骂到了总统。他骂总统是“小普里克”，而“普里克”的意思除了流氓和无赖外，“我们还管避孕套叫普里克”。他骂“庸才和利己主义者充斥政府部门”，并大叫“我想把所有的普里克从政府里统统踢出去。”因而发誓再也不参加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总统选举。
约塞连对美国的社会现状了如指掌。在纽约这个“大苹果城”、“帝国州的帝国城”，这个“国家的金融心脏、大脑和肌腱”、“除了伦敦以外文化活动开展得最好的城市”里，他看到了什么呢？从他住的高层公寓望出去，他看见的是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豪华轿车穿梭于大街小巷；而在港务局公共汽车终点站里，他见到的却是另一个世界：“这个文明处所的气味实在难闻。刺鼻的烟味，从不洗澡的人身上发出的体臭与他们扔掉的垃圾散发出来的恶臭混合在一起，令人作呕，任何人都无法忍受，只有那些常客例外。半夜里，一个个臭气熏天的躯体肆无忌惮地相互挤靠在一起，谁也别想找到一块较宽敞的地方清净一下。人们大呼小叫，有喊的，有吵的，有动刀子的，有点火的，有性交的，有吸毒的，有酗酒的，还有摔瓶子的。到了清晨，这里有的伤，有的亡，一片狼藉。”号称全球头号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强国的美国自诩最讲平等博爱、最尊重人权，却对这样的状况要么是视而不见，要么是无能为力。这难道不是对世界头号强国的极大讽刺吗？
然而，约塞连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并不说明他是个为民请命的英雄。后现代主义作品里是没有英雄的，它的人物甚至是“反英雄”的。人物的存在是因为他们存在，他们的悲与喜已经淡化，好与坏难以分开，有的甚至仅仅“是场景中一个可以替代的暂时性角色，他丧失了悲剧的气息，而多了些游戏成分。”约塞连当投弹手时对上级不满不是因为他担心美国打败仗，而是因为怕死；同样，他开口大骂，也不是因为他担心美国垮台百姓受难，而是因为他具有美国传统西部牛仔的性格：豪爽、仗义。他思想开放，生机勃勃，放荡不羁，个人第一。一方面不满政府官僚的腐败，一方面帮助米洛将那种根本不存在的“飞翼轰炸机”卖给政府，并且心安理得地收下了米洛给他的50万美元“好处费”；他一方面骂总统是“普里克”，一方面又把他的老同事努德尔斯·库克推荐给总统当顾问，因为库克不仅“精于心计、虚伪欺诈、惟利是图”，而且“阴险又滑头”，“没有不撒谎的时候”。约塞连对他的鄙夷可想而知。但当他为了使儿子逃避越战时，又去找库克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