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是对社会传统、风俗习惯以及文化意识的真实反映,随着社会语言学及社会心理语言学等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语言与性别的研究应运而生。语言学界对性别因素的研究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界,划分为两大阶段:零散研究时期(二十世纪六年代以前)和系统研究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至今)(赵蓉晖,2003)。人类关于语言与性别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1664(Jespersen,1922)。1922年,叶斯帕森在《语言:本质、发展及起源》中专辟一章介绍了女性语言的诸种表现及特点。此后,语言与性别的研究逐渐成为人类学和社会学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然而,这一时期对于语言中性别因素的研究还是零散的,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语言与性别作为一个独立的语言学问题受到语言学家的关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语言与性别研究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语言学家,如Lakoff,Trudgill,Zimmerman,West等。
Jespersen是最早注意语言性别差异的语言学家之一,其《语言》(1922)一书中的整整一章都用来描述女性语言与男性语言的不同之处,吸引了语言学界对此话题的注意。20世纪60-70年代的女权运动,更激发了研究者对语言与性别关系的兴趣。在此背景下,Lakoff出版《语言与妇女的地位》(1975)一书,语言与性别差异从此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Lakoff(1975)从话语层面描述了美国文化中“女性用语”(women’slanguage)的几个主要特征,并从女性社会地位的角度加以解释。根据Lakoff的观察,美国女性在词语上好用弱化语(hedge)、强势语(booster)、弱式咒骂语(expletive)等,句法上多用附加问句和过分礼貌、正确的形式,语音上在陈述句后常用升调,等等。Lakoff(ibid.:57-9,61)认为,女性的话语因而带上不肯定、弱势(powerless)的特点,这种话语风格是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同时又使女性处于从属的社会地位。自该书出版以来,Lakoff因其非实证性的研究方法、语言形式与功能之间的简单对应以及对女性用语的解释顾在问题等缺陷而不断为人诟病(如Cameronetal1989等)。尽管如此,谁也无法否认Lakoff的巨大影响,她从话语层面进行考察的视角,所描述的女性用语特点,以及提出的性别在话语中的权势(power)和差异问题等,都左右了随后语言与性别关系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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