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鸟鱼虫”号称北京人的“四大玩”。
“虫儿”指的是蛐蛐儿、蝈蝈儿、油葫芦、金钟儿。北京人管这叫“四大鸣虫儿”。
老北京人到冬季最爱玩儿虫儿，每当一场雪来的时候，眼望着满天的白雪，仰起脸，伸出手去接住那飘飘洒洒的雪花儿时，怀里的虫儿也鸣叫着，这只有在三伏季里最常听到的叫声也回到了严冬里！哎呀！甭提有多好听了！
您想想，在寒冬里，万虫皆僵。大冷的天儿，一个北京爷们儿腋下夹个葫芦，葫芦里的蝈蝈声在隆冬听起来格外悦耳。这就是冬蝈蝈的魅力所在。
文化起于唐，兴于宋，盛于明清，已有1000多年历史。
北京人从唐宋就开玩蝈蝈儿，蝈蝈在明代还叫蛞蛞儿，清代以后蝈蝈儿才叫这个名儿，据说还是乾隆皇上给起的。
在这些玩的虫里面，最吸引人的还是蟋蟀。蟋蟀在北京叫蛐蛐儿。
蛐蛐属于蟋蟀科，但是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尽管蛐蛐通称蟋蟀，一名促织，但是科学分类上他们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蛐蛐一定是蟋蟀，但是蟋蟀不一定是蛐蛐。)在我国已有上千年的饲养历史。诗经里就有提到了“立秋促织鸣”。“促织”这别名的由来与这样一个民间谚语有关：“促织鸣，懒妇惊。”因为立秋一到，天气就变冷了，好像在催促那些懒情的妇女快快纺纱织布，制作寒衣准备过冬，故此，人们又把蟋蟀叫做促织。
据记载，唐朝开元年间，宫庭中的女人们开始将蟋蟀捉于小笼中，听其鸣叫以消磨孤独的岁月。(不难理解，深宫里的岁月确实是很难熬的，杜牧就有诗云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上行下效，很快民间的人们也竞相饲养蟋蟀。到了宋朝，开始发展到饲养蟋蟀捉对撕杀。宋高宗赵构就特别喜欢看蟋蟀相斗，为此还下诏选送上等蟋蟀进贡，以供他玩赏之间。南宋的臭名昭著的宰相贾似道，就因这一嗜好被称作蟋蟀宰相。可见当时，无论是官廷还是民间，这种游戏都极为流行。直到现在，生活在南方，特别是生活在江、浙、沪—带的人们，几乎很少有人不玩这种小虫的。
以前，北京盛产蛐蛐儿，出了四九城就有。虽然胡同里也经常有人卖蛐蛐儿，但北京人大多数不买，而是自己去逮。
逮蛐蛐儿也是一乐，带上钎子罩子等工具，一走就是一天，在草丛中、砖瓦堆、庄稼地里，循着蛐蛐儿的叫声，轻手轻脚地走去，看准洞口，然后再逮，或探或挖或灌水。远远望去，看着那认真的样子，知道的是在逮蛐蛐儿，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找啥宝贝。
几百年前，明朝的北京人逮蛐蛐儿用的工具有“提竹筒、铜丝罩”。先捕，再挑，最后再看看斗得怎样，据老北京人说，以前在前门城根儿一带就有专门斗蟋蟀的地方。
养蛐蛐斗蛐蛐作为一种文化仍到现在然吸引了不少爱好者。蟋蟀爱好者众多，仅在北京就有十几万名，每年都进行各种赛事活动。
当然，参与赌博的可是败坏这种民间活动，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因为斗蛐蛐啊，很多爱虫人都成了朋友，被称为虫友。就像现在，网络上交的朋友交网友，微博上交的朋友交微友一样。
蟋蟀是帝王将相的赏玩之物，也是平民百姓的娱乐方式，本来是一种传统的民间娱乐，因其能鸣善斗，自古便为人饲养。当时无论朝中官员，还是平民百姓，人们在闲暇之余都喜欢带上自己的“宝贝”，聚到一起一争高下。即使不打斗，在寒冷的冬季，大庭广众之下，人无我有，当然得意至极。其实呢，这斗蛐蛐，按档次分，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等。
如今没玩过虫子的人已经很难说出蝈蝈与蛐蛐的区别，甚至将二者混为一谈。
其实二者差别还是蛮大的，蝈蝈是草绿色不发亮，而蛐蛐是黑褐色且油光发亮！另外蝈蝈鸣叫响度比蛐蛐大很多，也相当持久，寿命也比蟋蟀长许多。再次，蝈蝈如果同种放在一起，通常能自相残杀，不论雌雄。(一般雌虫吃雄虫的时候居多)。而蟋蟀相遇会用触角辨别对方，斗架只是雄蟋蟀之间的较量。(最善斗的当属蟋蟀科的墨蛉，民间百姓称为黑头将军，在文学作品里常有提及)当一雄一雌相遇则是另一番情景，两只蟋蟀会柔情蜜意，互表仰慕之情。
斗蟋蟀通常是在陶制的或磁制的蛐蛐罐中进行。两雄相遇，一场激战就开始了。它们首先猛烈振翅鸣叫，然后才呲牙咧嘴的开始决斗。头顶，脚踢，卷动着长长的触须，不停地旋转身体，寻找有利位置，勇敢扑杀。几个回合之后，弱者垂头丧气，主动败下阵去。
有的人养蟋蟀不为斗，为了在冬天听个叫唤，而这就涉及到培育的方法。明代的《帝京景物略》记载了过冬蟋蟀的养法：把土放在盆里，让蟋蟀把卵产在土中，放在暖炕上，经常洒点儿水，慢慢就长出来了。一个来月就能鸣叫，声音很小，入了春，反倒僵死了。有了人工养殖的方法，当寒冬降临，乡野一片寂静时，被养殖的小虫振翅高鸣，无疑给进入漫长冬季的人们带来几分大自然的享受。
再来看北京人养虫，北京人为什么这样喜欢玩虫子呢？我想这或许与旗人优裕的生活有关，丰衣足食而又无所事事，总要找点乐子，在当年娱乐方式及其有限的情况下，不玩花鸟鱼虫能玩什么呢。(总不能如今人去上网看电影吧)而且大冬天听蝈蝈叫的确有味儿，想象在北方寒冷而又分外漫长的冬季，家里有这么一个会叫的小活物，确实会给生活添不少情趣。
经过数百年上千年的发展，养虫几乎成了一种传统，自然也就是北京民俗的一部分，民俗总有其深邃厚重的东西。关于养虫就有不少讲究，这里略谈几点常识，窥豹一斑，算是帮助那些不了解北京民俗或知知之甚少的人启蒙吧(当然也包括我本人，这叫助人自助)
养虫讲究很多，譬如在夏天玩蝈蝈儿讲究用笼，冬天要用葫芦。一位养了几十年鸣虫的老人说：鸣虫从份到养，从点药到葫芦，处处都能看出老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来。此话当然不假。
冬日蓄虫，多用葫芦，每虫一式，大小长短均须适于虫之体。蝈蝈儿葫芦式必长圆，子口间须用铜丝蒙子，以防戳须。油葫芦葫芦，式稍短而下部稍阔，下底须用三合土砸实成坡形，宛如野穴。蟋蟀葫芦又小于油葫芦葫芦，体式相同，亦必砸底，金钟儿葫芦，扇形阔体而不砸底。冬日酷寒，故养者常将葫芦揣入棉袄以本身之体温，暖秋虫以听其鸣。翁偶虹先生在《冬日话秋虫》一文中叙述得更引人入胜，有嗜虫而不愿揣入怀中者，别出水暖法，以大圆笼（木制）中置锡壶，壶内沸盛水，可达半日而犹温，晚饭后，再易沸水一次，可温通宵。
“份”是玩虫人的行话，就是人工繁育的意思。再长寿的草虫儿到了冬天也得死。“份”蝈蝈是门技术，老北京专门有“份”蝈蝈的人，行话叫“虫儿把式”。秋天到山里去逮母蝈蝈，放到罐里养着。罐里放上土，蝈蝈生的卵都在土里，入冬以后，把土放在暖炕上，每天撒点水，用棉被盖上，过不了半个月便从土里出来，白的像蛆，放点蔬菜叶，晒几天，便开始长腿和翅膀，慢慢变黑。蝈蝈前后要脱7次壳，7天脱一次壳，七七四十九天，蝈蝈也就长成了脱一次壳，它便长一点，而且要把自己的壳都吃掉。蝈蝈脱层皮，脱下的壳里有钙质，它不吃掉就要得病，而且特别有意思，它吃哪儿补哪儿，不吃哪儿哪儿就出毛病。比如脱大腿，它没吃，长大以后，大腿就掉。
关于本叫与点药，本叫，乃天然鸣声，它原来怎么叫就怎么叫；怎么让它变音，或者让它叫得更好听？北京人发明了一种点药术，点药则点在翅上，以变其音响。药一说是由松香、柏油、黄腊加朱砂熬成；一说是用朱砂、铜渣、松香等制成。色鲜艳似火漆，遇热即融，凉又凝固而酥脆，虫在连膀后约半月，翅干透，音也定型，才可用药点。其实点药的作用就在借异物之着翅以降低其震动频率，改变鸣声。
蟋蟀盆，或称蛐蛐罐。是用来饲养斗蟋蟀的器皿。蛐蛐罐有瓷制、陶（泥）制、玉器、石器、漆器等等，目前存世最早的蛐蛐罐，应是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大明宣德年制仿宋贾氏珍玩醉茗痴人秘制”蛐蛐罐。比较常见的是葫芦虫具(用葫芦做出的装虫器具)，大致可分为鸡心式葫芦、棒子式葫芦、柳叶式葫芦、花瓶式葫芦4种，葫芦虫具除去葫芦本身外，还讲究口和盖，锯掉葫芦的上半部，配上紫檀、红木或象牙的口再配上玳瑁、虬角或象牙的盖（也叫芯子），养蝈蝈的还要在口内装一个用黄铜丝盘成的胆，这才算是一个完整的葫芦虫具。盖又分为高蒙芯、平蒙芯、低蒙芯，高蒙芯高一寸到一寸五，雕刻得玲珑剔透，有花卉、山水、人物等图案。
1、北京第一家电影院
北京第一家电影院，即平安电影公司。它于1907年建于东长安街路北，由外商开办，早期专门为住在东交民巷的外国人放映电影。1925年，从法国引进最早的要戴上红绿眼镜观看的“立体电影”，时人惊呼：“灯光尽熄时，请君戴上眼镜就看到斗大的蜘蛛在你们头上飞过，叫你疾呼救命……”后期，为招徕顾客，在下午场放映之前，请相声曲艺演员专场表演20分钟，来暖场。1949年以后，改为北京儿童影院，后在兴建东方广场时被拆除。
当时的宣传单
北京儿童影院的票
2、北京第一家照相馆
北京第一个由中国人开设、并以拍摄戏装照闻名的照相馆是丰泰照相馆，它由任景丰于1892年创办。中国第一部无声电影《定军山》就是这里拍摄的，电影取材于《三国演义》第70回和71回，是讲三国时期蜀魏用兵的故事，著名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谭鑫培在镜头前表演了“请缨”、“舞刀”和“交锋”等三个片段。当时，拍摄戏曲短片的全部制作设备只有一架手摇的木壳制的摄影机，拍摄手法也只是单纯的记录。但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影像技术的初次结合，在当时给人们带去了新鲜的视觉感受，不少达官显贵争相观看。
（定军山）剧照
3、北京第一家博物馆
北京第一个正式建立的博物馆，是1912年在北京国子监成立的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也是中国第一所国家博物馆。蔡元培和鲁迅先生曾参与策划，初建馆时，以太学的辟雍礼器等古物百余件为基本陈列品。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迁入故宫前部端门至午门及其朝房，为救济灾民、失业工人及“为国伤亡”者，曾展出部分藏品，以门票收入赈灾，让博物馆成为名副其实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教育机构。
图为国子监正门
长安街畔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后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建成今天的国家博物馆。
4、北京第一家公共图书馆
北京第一所公共图书馆是京师图书馆。光绪三十四年，张之洞开始为筹备京师图书馆奔走，两年后正式建成。1912年，京师图书馆正式开馆，并开始接待读者。图书馆初建时，所藏图书主要取自国子监南学和内阁大库，大都是皇家藏书，鲁迅在供职教育部期间，努力将《永乐大典》（残本）和文津阁《四库全书》等重要文献纳入其馆藏。新文化运动时期它经历了停止阅览、迁址、扩充，现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它的建立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丰富充实的精神食粮。
京师图书馆藏书楼
5、北京第一个公园
北京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建立于1914年10月。1913年春，朱启钤曾感叹道：“古柏参天，废置既逾期年，遍地榛莽，间种苜蓿，以饲羊豕……渤溲凌杂，万为荒秽不堪。”于是，他有了将这座皇家园林改建为公园的念头。
6、北京第一家公立美术学校
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是我国第一所公立美术学校，成立于1918年4月15日。在蔡元培向教育部提出建立专门的美术学府后，著名画家郑锦开始为建校奔走，并且专门去日本考察，学习如何设定课程，制订招生办法。经过一年的努力，学校终于成立了。郑锦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徐悲鸿曾因郑锦的“惜才”得到了去法国公费留学的名额。这里先后培养了刘开渠、李苦禅、李剑晨等一大批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它的建立成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开端。
北京美术专门学校
7、北京第一所戏剧学校
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它是中国第一所培养戏剧人才的学校，于1922年冬创办。校长蒲伯英,教务长陈大悲,校董则有鲁迅、周作人、梁启超等。学校重视培养学生的舞台实践，曾演出熊佛西的《新闻记者》、胡适的《终身大事》、陈大悲的《英雄与美人》等剧。1923年5月，该校学生在公演《英雄与美人》时采用了男女合演的方式，带起北京话剧界演绎形式的新潮流。然而学校1924年因经济困难和人事纠纷而停办。
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
8、北京第一所音乐学校
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是北京第一所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它于1922年在“乐理研究会”基础上成立。蔡元培亲任会长，设钢琴、提琴、古琴、琵琶、昆曲五个组。该所简章提出“以养成乐学人才为宗旨，一面传习西洋音乐(包括理论与技术)，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而光大之。”开办之时共有学员44人，设甲、乙种师范科及各项选科，选学科目以音乐理论和西洋弦乐器为多，学习成绩采用学分制评定，办所近五年，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专门音乐人才。
本文内容转自北京日报
“繁华平广的前门大街就从正阳门开始，笔直向南，好像通到中国的心脏。”李健吾[注:中国作家、戏剧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山西运城人。1906年8月17日生。父李鸣风参加辛亥革命，1919年被北洋军阀暗害。]先生30年代的这段文字，让我们至今可以感觉到当时北京[注: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的气势。而我们耳熟能详的“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仿佛对着我的家”更是让我们陷入追思之中……在那时候故宫并不会人满为患，人挨着人不知道看景还是看人。人们惬意的在北海漫步，荡舟颐和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