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和发展的背景,通过考察其历史,归纳起来有两大方面:
一是内因。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为报业提供了物质条件。
另一方面,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渴求对动荡社会信息的需求,这促进各种报刊不断涌现;二是外因。主要因素是西方报业产业的发展和文化扩张,促使西学东渐,本文主要从后者即以国际传播为背景进行历史性考察与分析。中国近代的报刊业源于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传教士在南洋和东南沿海一带共办有6家中文报刊11家外文报刊。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传教士创办的中外文报刊近170种,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正是这些报刊在内容编辑、印刷、发行等方面都带动了中国近代民族报刊的诞生。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和禁教政策,外国传教士及其所创办的报刊大都只能在南洋一带出版,然后寻找机会传入大陆。由于这些报刊的创办者们很多来自工业生产比较发达、科学技术比较先进、报业体系日益完善和发达的西方国家,他们在采编印发等业务和技能上比中国京报和官报具有明显的现代性。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进,中国近代报刊应运而生。外报传入中国后,一些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报界,引进“西学”,自办报刊。从传教士在1815年8月办第一张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起,“无论是外国人办的,还是中国人办的报纸,均多少不等地承担起了推动中国卷入文化全球化潮流的使命,只不过这些报纸因办报人的不同而各自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罢了,但最终殊途同归,缓慢地汇成向文化全球化潮流推聚的合力。”[4] 但中国近代报纸的发展,不管是它的宣传效应,还是它的产业模式,无不深深打上西方传播观念或媒介资本运营理念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