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产物，其兴起、发展和高涨都与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义的侵略有关。日本因素，是我们考察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众所周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的，但在1895年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平均大约每20到25年对中国发动一次军事侵略，而且这些军事侵略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占领中国的领土，而是要进行经济利权的剥削，即把中国变成其商品的倾销地和原料的供应地。可以说在1895年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压力是慢性的与渐进的。但1895年以后这种压力骤然升高，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从自由发展到垄断亦即帝国主义阶段，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也从以前的商品倾销为主变成了资本输出为主，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另一方面，通过明治维新而逐渐走上军国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开始取代西方列强中的英国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与此前的西方列强不同，日本不仅要掠夺中国的经济，而且还想占领中国的领土，把中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它通过发动1895年的
甲午战争，割走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台湾和
澎湖列岛及其附近岛屿，辽东半岛后来虽因三国干涉而由
清政府出巨资赎了回来，但台湾和澎湖列岛及其附近岛屿则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达50年之久，直到
抗日战争胜利后才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与此相一致，中国的民族危机也在1895后日益严重起来。正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西方近代民族主义被
梁启超等人作为一种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武器介绍到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清末民初的兴起和形成。
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能得到发展，一方面是受到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以及
十月革命的影响，另一方面与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关。
五四爱国运动是这一时期民族主义发展的标志，而引起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则是在巴黎和会上，因日本的阻扰和美、英、法偏袒日本，中国收回被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掠走的山东权益的失败。至于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
七七事变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更是日本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武装侵略、企图灭亡中国的结果。迈克尔·弗里登曾经指出：“民族主义只有在短暂的时段内变得极为重要，即在民族建构、征服、外部威胁、领土争议、或内部受到敌对族群或文化群体的主宰等危机时，民族主义才显得极为重要。”[3]
第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发展和高涨的原因，决定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自它兴起的那一天起，就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和特质。在清末，以
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之所以要“排满”，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不仅仅在于它是满洲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而且还在于它是腐败的专制主义政权和“洋人的朝廷”，正是它的专制和卖国，才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挨打和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所以，只有推翻清王朝，才能挽救民族危机，实现中国的富强。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之所以要“合满”，是因为在他们看来，20世纪的“民族帝国主义”是以整个民族的力量对外侵略扩张，我们要抵抗“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民族独立，也就必须集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包括满人的力量，而不能兄弟阋于墙，“将彼五百万之满族先摈弃之”。
五四前后民族主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反帝与反封建的结合。清末民初的民族主义虽然含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但由于当时资产阶级（包括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足，并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对帝国主义还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也是
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一个原因。而到了五四时期，由于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
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
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正是对帝国主义认识的这种变化，中国人民开始将反帝与反封建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近代民族主义新的内涵。而抗战时期民族主义的特征一，便是国内各个阶级、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势力和各个民族逐渐集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形成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局面。
当然，除了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和特质外，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也还具有其他一些内容和特质。一般认为，民族主义具有对外反抗和对内建设两个面向，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亦不例外，即对外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对内寻求中华民族的认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如清末民初的“民族建国”，抗战时期的“抗战建国”。但总的来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更偏重于对外反抗的一面，究其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国始终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是摆在全体中华儿女面前的十分紧迫和重要的任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如果被帝国主义（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了，不存在了，又如何实现“民族建国”或“抗战建国”呢？因此，我们考察近代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无论阶级、政党、集团或个人，谁能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提出更有利于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并积极领导或投身于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谁就能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占得先机，并最终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笔者在一篇对话中曾经指出，人们常说自由主义在中国最终没有成为历史的选择，是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而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作为其阶级基础。其实这一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不仅造成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同时也造成了无产阶级力量的相对不强大（与西方无产阶级比较中国的无产阶级的人数要少得多），为什么以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后取得了胜利呢？这就说明，把自由主义没有成为中国历史选择的根本原因归之于资产阶级力量的不强大是有问题的。它是原因之一，但肯定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得从自由主义理论以及社会环境中去寻找。众所周知，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或思想内涵是强调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主张维护个性发展，认为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或民族的自由发生矛盾或冲突时，自由主义者往往强调的是个人自由优先的原则。然而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近代中国，摆在国人面前最急迫和最首要的任务不是争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权力，而是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与自由，所以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与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始终显得有些隔膜，也很难得到绝大多数国人包括广大青年学生的认同。和自由主义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则始终把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放在首位，因而得到了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取得了最后胜利。[4]
第三，既然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兴起、发展和高涨的，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和特质，那么，就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种进步的社会文化思潮，在其兴起、发展和高涨的过程中，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增进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凝聚力和自信心，对于动员和鼓舞广大中华儿女投身于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振兴中华”的伟大斗争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比如，由田汉作词、聂尔作曲的
《义勇军进行曲》是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加重的产物，它问世后，便很快就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乃至世界各地，文化界名人曹聚仁曾经这样描述到：“从敌人进攻沈阳的那天起，中国民众心里，就燃起了一种不可遏的抵抗暴力的情绪；这情绪也就寄托在这样一首流行歌曲上。一个英国人在
北戴河初闻此歌，为之感动流泪；一个日本的文化人，在上海街头听了不觉心神震动；这歌曲曾流传于印度河上，也曾洋溢于
旧金山的一角；有着中国人的综迹，就流行着这首悲愤的歌曲”。[5]《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悲愤歌声，极大地激发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和爱国热情，激励着他们为民族解放而英勇前进！直到今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仍然具有激发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和爱国热情的作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评价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时，必须把它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除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还包括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和其他民族主义，如民族分裂主义、大汉族主义、排外主义等。学术界之所以在评价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时意见分歧较大，有的是基本肯定，有的是基本否定，笔者想没有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进行区分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像封建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时代的文化一样。封建主义文化肯定是落后和腐朽的文化，我们应该给予坚决的否定和批判，但封建主义时代的文化中既包括封建主义文化，也包括一些非封建主义文化，如农民阶级的文化、一些开明的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提出的进步文化、一些具有超时代的普世价值的文化，等等。对于这些非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就应该一分为二，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近代以来一些人之所以彻底否定传统，主张全盘西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对封建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时代的文化加以区分，误以为封建主义时代的文化都是封建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当然要彻底否定。再如，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也是有区别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文化，但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除社会主义文化外，还包括一些非社会主义文化，如时下的黄色色情文化、封建主义文化残余、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等等。这后一类文化是落后、腐朽的文化，我们理应加以批判和清除。对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它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动员和鼓舞广大中华儿女投身于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振兴中华”的伟大斗争所起的历史作用，肯定它的积极意义。而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民族主义，如民族分裂主义、大汉族主义、排外主义等，则应加以批判和否定。比如，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和顽固守旧分子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宣传尊孔复古思想及排外主义，国民党和一些反动政客文人以民族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宣扬“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些具有民族沙文主义思想的人以民族主义鼓吹大汉族主义，煽动民族仇恨、民族分裂，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搞民族独立，如此等等，诸如此类的民族主义无疑是错误或反动的社会文化思潮。它们虽然不是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主流（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主流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但影响极坏。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