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风险可分为三种：一种是传统风险，如干净水源供应、卫生条件等，会随着GDP增长而降低；一种是工业化带来的污染风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COD等的排放，随着GDP的增长会经历一个先增长后降低的过程，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提出的EKC曲线；一种是现代环境问题带来的风险，如温室气体和持久性化学物的排放，则会随着GDP的增长而日趋严重（上图为1995年的数据）。这三种风险的变迁，使环境问题从local向global转化，从直接危害人体健康向危害人类生存系统转化。基本上来说大部分非洲国家的环境风险以传统问题带来的风险为主，欧盟国家以现代环境问题带来的风险为主，我国则是三种风险并存，部分地区传统问题还未得到解决，工业化带来的污染接近峰值，温室气体的排放日趋严重。 对于我国来说，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要晚于发达国家，他们的有关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例子可供我国借鉴。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相互互动的一面，应该一分为二去认识它。经济增长和环境之间，如果抛开环境，就经济发展经济，可以说经济和环境就是矛盾的，为了缓和自然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一种以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的经济模式，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理念和经济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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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0-01-07
两者都重要:
绿色产业本质上是创新产业，政府的责任更多在于创造适合创新的软环境。一方面，对落后产能的严控、对污染企业的严查，有利于倒逼他们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也为其他企业留下了更多竞争空间，包括环保类企业也会受益于“劣币驱逐良币”的终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绿色转身”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其中大有“绿色GDP”的潜力可挖。
其实，向环境要GDP的做法也降低了政府的执法压力。“发展硬、环保软”的地方保护主义，一个重要成因就是执法成本过高，执法者转身刚走，污水废气就又出来了。彻底打破这种局面，不仅要靠环保责任的严格落实，更要靠观念上的根本转变，努力做“从环保里挖GDP”的聪明人。只有这样，企业才能真心依法经营，在绿色资源中找市场、抓利润。
引申触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有类似紧迫呼唤。与环保纠结相似的“不能为，不想为，不敢为”，背后注定还有一个“不善为”。在经济工作的主战场上拼杀，基层治理者要学会作为，练就“两把刷子”。适应、引领新常态，把握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关系，追求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统一，要义恰在于此。
绿色产业本质上是创新产业，政府的责任更多在于创造适合创新的软环境。一方面，对落后产能的严控、对污染企业的严查，有利于倒逼他们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也为其他企业留下了更多竞争空间，包括环保类企业也会受益于“劣币驱逐良币”的终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绿色转身”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其中大有“绿色GDP”的潜力可挖。
其实，向环境要GDP的做法也降低了政府的执法压力。“发展硬、环保软”的地方保护主义，一个重要成因就是执法成本过高，执法者转身刚走，污水废气就又出来了。彻底打破这种局面，不仅要靠环保责任的严格落实，更要靠观念上的根本转变，努力做“从环保里挖GDP”的聪明人。只有这样，企业才能真心依法经营，在绿色资源中找市场、抓利润。
引申触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有类似紧迫呼唤。与环保纠结相似的“不能为，不想为，不敢为”，背后注定还有一个“不善为”。在经济工作的主战场上拼杀，基层治理者要学会作为，练就“两把刷子”。适应、引领新常态，把握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关系，追求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统一，要义恰在于此。
第2个回答 2020-01-07
中央已经明确推出，不能再以GDP论政绩。经历过这些日子的雾霾的折腾，现在是各级政府充分认识环境保护重要性的时候了。要把过去不计较环境影响的后果抓GDP的力量，转移到不在乎GDP的得失抓改善环境的工作中来，下决心淘汰一批落后的产能，抑制住发展的冲动，控制好发展的速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环境保护并不是一个城市一个区域的责任，必须要有各地各级政府的共同承担。比如，对一些落后的产能，就不能够再以“产业转移”的形式，由此地转移到彼地，由下游转移到上游，由沿海转移到内地；而对发展速度虽然慢了，但是对环境保护有贡献的地区，也要有合理的机制，平衡好利益。否则，像抓GDP一样抓环境改善，也变为一句空话，之多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满足。
第3个回答 2020-01-07
环保治理属于一个长期的行为，应当通过各种差异化的政策来进行推行。解决环境污染的重点之一就是调整能源结构。中国环境污染的一多半情况，都与能源依靠煤炭、石化有关。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基本解决了环保和GDP的矛盾，除了它们在全球化分工中占据了产业链的上游，把产能落后的产业都甩给了发展中国家，也与它们解决了能源结构问题有一定关系。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没有完成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情况下，一律靠“关停”企业来解决污染排放问题，是不现实的，势必造成民生和经济发展的失衡和矛盾。因此，环保部和各地方政府应在不增加污染企业总量的基础上，根据所使用的能源，对存量的污染企业分类，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要有不同的策略，不同的行业也要有不同的环保监管制度，多措并举、灵活应对，以此倒逼不同的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实现行业转型和升级。这样既保护了当地的环境，也不会影响中小企业发展。例如，对那些重污染、高耗能、低社会附加值的污染大户，一定要有“放奔带毒GDP＂的理念，予以限产，责令整改。如整改不能按进度完成，一律关停。但对一些污染轻微，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行业，比如油烟扰民、畜禽养殖问题，显然不属于重污染行为，就可以进行分步骤、有计划的治理，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需从长计议。只要有企业，就会有污染，不能因小孩的洗澡水脏，就把孩子一起倒掉。各级政府不能只要重视环保了，就祭出一票否决的杀手锏;一说到加强管理就“禁”字当头。这样管理是简单省事了，但对民众和民生确实会带来极大困扰。GDP和环保之间，本就牵涉到多方利益，也属矛盾多发区，各级政府要平衡好双方关系，只有创新环保监管方式、依法治理オ是根本，＂一刀切”和“运动式＂环保督查肯定无法根治长期困扰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除了依法督查，体现法治思维，还需要科学、统筹的管理，这不仅是对执政者的要求，更是为了确保中国经济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第4个回答 2020-01-07
当然是抓环保重要。如果gdp上去了，可是环保搞坏了。我们花更多的钱还要去保护这个地方。投入成本更高。所以先把环保措施搞好了，以后再去抓gdp比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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