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战争指导理论，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兵学研究成果，结合当时的战争实践，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其主要成就体现在对致人、久速、奇正、虚实、攻守、形神、诚诈、阵法等重要军事范畴所含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阐发上。
关于致人。如何用兵，先秦以来就其说繁杂不一，人们往往难得其要。《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载唐李君臣之言指出，用兵的关键在于争取战争的主动权，可谓一言中的。李靖所谓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卷中）；李世民所谓“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卷下），两句话的意思是一致的，都是讲争取战争主动权问题。他们还多次讲到“主客”这一范畴，强调要努力使自己“变客为主”，使敌人“变主为客”，也是讲的这一思想。他们认为，战争双方，无论进攻还是防御，都有个掌握主动权的问题，掌握者胜，失之者败。书中关于奇正、虚实、攻防、示形、阵法、既反对迷信又利用迷信等观点的论述，都是围绕“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一战争指导原则展开的。唐人的这一认识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关于久速。隋唐之前的论兵者多见战争持久对己之害，未见战争持久对敌同样有害，更未见当这种对敌之害大于对己之害时，持久便是对己之利，因而在论述久速这对范畴时，往往片面地主张贵速而残久。李世民总结了新的经验教训，提出对力量强大、利在速战之敌应采取“坚营蓄锐以挫其锋”，“以持久弊之”（《通典》卷155《兵八》）的方略。李靖在总结唐代军事实践的基础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在肯定“兵之情主速”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出，如果碰到敌将多谋，士卒团结，纪律严明，兵利甲坚，士气高昂，难以速胜的情况时，就应“卷迹藏声，蓄盈待竭，避其锋锐，与其持久”（《通典》卷154兵机务速》），从而从理论上纠正了过去只讲速战，反对持久的片面观点，强调应根据情况灵活决策，当速则速，当久则久，对久速这一重要的战争指导原则作出了较全面辩证的论述。
关于奇正。自《孙子》完整地提出“奇正”这一重要兵学范畴后，兵学家们不断对之进行探讨。但后前的注释家们大多只注意孤立地解释奇正概念，对之进行例释，未能将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如将奇正解释为“静为动奇，佚为劳奇，饱为饥奇，治为利奇，众为寡奇”（《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奇正》）；“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十一家注孙子·势篇》曹操注）等，对奇与正的辩证关系缺乏深刻认识和概括。李靖认为，奇正理论的精髓是“奇正相变”，认为“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若执而不变，则阴阳俱废”。把这规定为正，把那说成是奇，只有教团时才这样做；到了战场上，就只有“临时制变”。善用奇正的“极致”是“形人而我无形”，做到“无不正，无不奇”，即根据情势运用奇正相变规律，做到正亦胜，奇亦胜，其关键在于“使敌莫测”（《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这一认识纠正了前人对奇正关系的机械理解，对于后人正确运用这一原理指导战争，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关于虚实。虚实是孙子在《势篇》中提出的一个军事范畴，并认为“避实击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的战争指导原则。对虚实与奇正的关系，唐人之前，无深刻揭示者。唐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人的探讨。结论：一是认为奇正是致敌虚实的手段，只有知奇正，才能真正做到避实击虚，“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二是只有知虚实，才能正确使用奇正，做到“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如此，则可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做到致敌而不为敌所致。可见，奇正与虚实是互为手段和目的的二者不可偏废的制胜原则。三是要做到知虚实、用奇正，就必须善于“示形”，“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所讲使蕃、汉之兵“临时变号易服，出奇击之”，即是运用“示形”手段隐我奇正、致敌虚实、出奇制胜的谋略。唐人关于奇正、虚实、示形三者关系的认识也有其独到之处。
关于攻守。攻守是战争双方进行军事对抗的基本方式。对此，唐人提出了“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的著名论断，即认为进攻是防守的机键，防守是进攻的手段，二者虽是矛盾的，但又是统一的。为此，要攻中有守，守中有攻，既反对缺乏防御能力的盲目进攻，又反对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守。唐人的这一见解对攻防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准确的阐释，成为古今中外克敌制胜的铁则。李世民攻洛阳，攻中有防；李光弼守太原，防中有攻等，都较好地体现了这一原则。
关于形神。形指军队的物质力量，神指军队的精神力量。从作战指挥上看，形与神是什么关系，前人在理论上缺乏深刻揭示。李筌认为，“兵之兴也，有形有神，旗帜金革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太白阴经》卷2《兵形篇》），较深刻地阐明了“形”与“神”的辩证关系，强调既要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又要有高明的谋划，使之相辅相成，相互为用，而不可将其割裂开来，从而发展了《孙子》关于“形”的理论。另外，李筌对顺倾（用顺其心志之法达倾其社稷之目的，见《太白阴经·术有阴谋篇》）、心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这异者胜”，强调隐蔽真实意图，伪示形迹以欺敌，见《太白阴经·沉谋篇》）等，注意揭示军事谋略的哲学底蕴，均有高于前人之处。
关于诚诈。孙子提出“兵以诈立”，“兵者诡道”的命题，受到一些儒家学者的非议。隋唐统治者和兵学家们认为二者不可偏废，必须将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认为国家政权或可“逆得”，但“守之不可不顺”。取得政权后，强调“增修仁义”，治国不应再“尚诈力”，但军队作战仍需以谋略取胜。裴行俭主张“抚士贵诚，制敌贵诈”，将诚、诈的施行对象做了明确的界定，在此基础上将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唐朝中期名臣李泌、陆贽针对国君猜疑将帅、酿成祸乱的教训，突出强调以诚驭将，提出“匹夫不诚，无复有事；况王者赖人之诚以自固，而可不诚于人乎！”认为对下“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接不以礼则徇义之意轻，抚不以恩则效忠之情薄”。这些观点对于后世君主正确处理诚诈关系，以诚驭将，以谋制敌，具有启迪意义。
关于阵法。隋唐五代时期，特别是唐人，对阵法多有创新。如《卫公兵法》中对阵的基本战斗单位（队，或称大队）编制的规定，对七军兵力编组和一般使用原则的规定，对七军阵形及其变化等，都有详备而明确的论述。他们对军阵的布列既有严格的要求．又不像宋人那样拘泥于阵法，而是主张因情因势灵活用兵。李世民、李靖等都是活用阵法的高手。而且其阵本身也是可以因形势而变化的。如李靖的六花阵就有多种变化形式；其横阵和竖阵也可以因敌而列；行引方阵也可据情变化；其隔队抽队的撤退阵法也体现了孙子所说的既“践墨”（遵守法度）、又“随敌”（灵活应变）的指导原则。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