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书信，源远流长。
从已出土的甲骨文及专家的有关考证来看，我国的书信滥觞于商代。在殷墟出土的第四百三十一、五百一十二和第五百一十三片甲骨上，分别刻有反映当时敌国入侵殷商边境的文字，考古专家郭沫若借助此片在考证方国的地理位置 ,这段考证文字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问题：第五百一十三片甲骨，是一封由殷的边境传至京都的“边报”。 考古学家吴汝浩和潘悠两先生在对第五百一十二片甲骨上的文字考证后也断言：这是“侯伯和大将军报告方国入侵的宋体>可见，从殷商时代起，我国就开始以文字的形式来传递军事信息了。这一划时代的创举，揭开了我国书信发展的辉煌篇章。
春秋时期，列国纷争，外交活动风起云涌，在特使外交的同时，还常常伴以书信外交，借助外交活动的推波助澜，书信进入了发展时期。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所描述的那样：“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唇枪舌剑，辩难驳异，成一代之风。这一时期的书信，写得“诡丽辐辏”，有很高的论辩艺术，影响后世，辉耀当今
两汉书信，一新旧制，开创了书信发展的新纪元。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和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书信从公函国书中摆脱出来，使书信真正成为抒发个人情感的工具。汉以前的书信，从本质上说，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信，“凡书于牍者，其事皆公事，其言皆公言”，（许同莘《公牍学史》）没有个人情怀的吐诉，只是些“陈政务以进君主”的陈词滥调。这三封书信，毅然破除旧有规矩，大胆地“抑扬寸心，散郁怿怀”，酣畅淋漓地抒发个人情愫，使书信真正成为“心声之献酬”。从此，摧毁了王公贵族，朝廷衙门的垄断局面，为书信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
魏晋南北朝是书信繁荣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书信，得到了空前普及，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不只问候有书，贺喜有书，吊丧有书，求物有书，绝交有书，谈禅有书，论字有书，就连见闻中的偶然一得，也草成一封，抒怀谈趣，与¨友共掌。垃‘叫；信还成为人们交往中的一种礼仪方式，如当时流行的一种“月仪帖”，就是友朋间每月互通讯问沟通感情，增进友谊，密切关系的一种信件。擅长写信在当时会被格外推重，曹丕盛赞“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在<br />书信写作上，人们十分重视艺术性，写信的人考虑的不只是为了适用，还当作艺术品来创作；在语言上，优美典雅，讲对仗工整，使书信成了与诗歌、词赋相媲美的一种文章体式
唐宋是书信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的书信，不仅有广度的发展，而且有纵深的渗透，书信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像杜甫三个月没有收到家书，就发出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慨叹。书信不仅在人际交往中发挥作用，许多进步文人的书信都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当时政治风云的变幻联在一起，勇于触及时弊，使书信成了揭露黑暗，刺讽丑恶的犀利武器。在写作上，克服了六朝时期形成的浮艳绮靡文风，从字句的雕琢中解放出来，把叙事、议理和抒情融为一体，使书信的写作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尤其是“唐宋八大家”的书信，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直到今天，也是我们学习的范例
明清时代，政治上专制，文化上实行恐怖主义政策，使书信发展罩上了阴影，落于低潮。但那一时期的家书，给严寒的书信季节增添了一丝春色。尤其是郑板桥的家书，从思想到文风，都独树一帜，是封建社会家书中之佼佼者。更值得提出的是，这一时期对前人书信的整理、印行，其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如明人钟惺的《文辞大尺牍》、《文学尺牍大全集》，沈佳的《历代名人尺牍精华录》，清人王世贞的《尺牍清裁》，吴曾祺的《历代名人书札》、《历代名人小简》，王虎榜的《分类尺牍备览》等，都为我们研究书信，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书信发展的春天。白话书信的出现，是书信大众化的里程碑。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书信热正在悄然兴起。书信选集大量出版，书信写作的工具书，如《书信万事通》、《实用书信大全》、《书信写作鉴赏词典》等纷纷问世。其特点是，书信不仅作为一种交流感情的工具而受宠，而且成为一种时髦的文化现象。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校园文化丛书”中，都有一本关于书信的专集。可见，书信也成为校园文化的一个热点。
纵观历史，不管将来通讯工具如何现代化，书信这种人际交往中的独特形式，将以它独具的魅力，为人们所青睐。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前人赋予了书信种种趣名别称，这也构成了我国书信的一大特色。
起初，书信称为“书”，《左传》：“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这个古老的名字，一直流传到今天。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皇帝示下的书信称为“制”、“诏”：帝王制度之命日制，帝王之令日诏。把臣下的上书，分为章、表、奏、驳。后期又出现了疏、启、策、牒、折等，这些都是指公用书信而言的。根据书写材料的不同，又有不同的名称。写在木片上的称“尺牍”，写在竹片上的称“简书”，写在丝绢上的称尺素”，写在纸上的称“笺”。最早的信封是用两片木板做成的，一底一盖，底板有槽，供写字，然后盖上盖板，加封传送。因为这种信封像一个盒子，因此，有人称书信为“函”。又因为这种信封被雕成鱼的形状，人们又给它一个具有浪漫色彩：双鲤。根据《汉书·苏武传》中的有关记载，人们又称书信为“鸿雁”。过去的信纸用竖线分为八行，再加唐代诗人往往以“八行书”称书信，如白居易酬牛相公见寄诗》：“手札八行书一篇，无由相见但依然。”韩倔《安贫》：“手风庸展八行书，眼暗休寻九局图。”由此，“八行书”又成为书信的别名。还有其他一些五光十色的名字，如锦书、锦字、华函、玉函、瑶函、华笺、彩笺、手毕、手札等等。
我们今天称的“信”或“书信”是产生于何时?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唐代，有的说是晋代，但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应该是在晋代。在晋以前的吏书中，“信”是指信使来说的，如《汉书·司马相如传》：“故遣信使晓喻百姓”，《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超军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请和”。根据专家考证，这里的“信”，都是指信使来说的。但《晋书·王睿传》中的“信”，却是指书信来说的了。 王睿上书辩解说：“前至三山，见浑军在北岸，遣书于臣，可暂来过，共有所议……” 前面写“遣信”，王溶说“遣书”，可见，“遣信”就是“遣书”，信，书信也。 再如《晋书·甘卓传》：“王敦称兵，遣使告卓。卓乃伪许，而心不同之。“时敦以卓不至，虑在后为变，遣参军乐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说卓袭之”。“卓既素不欲从敦，得道融说，遂决。”遣参军罗英至广州，与陶侃克期”。“陶侃得卓信，即遣参军高宝率兵南下。”“得卓信”的“得”，是“获得”、“得到”的意思，它的及物词应是物，而不是人(使者，所以" 这里的“信”，也是指书信而言的。 在晋代，不仅以“信”称书信，还书信连用，称书为“书信”。《晋书·陆机传》：“初，机有骏犬，名日黄耳，甚爱之。既而羁寓京师，久无字问，笑诘犬日：‘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取消息不？’”
由此可见，晋代是“信”、“书信”命名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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