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聚落选址
在历史上羌寨所处之地是各民族势力交错影响的地区，其选址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村寨人民的生存。因此羌寨多位于河谷滩地与山坡交接的坡脚和山间台地与坡地交接的边缘。传统羌寨有意识地选择靠近河湾滩地的山坡坡脚，既考虑适宜的耕作距离，又避免占用珍贵的可耕地，这就是羌寨择址于边缘地带的原因。众所周知中，水是生存之本，岷江上游虽然溪涧之中常年流水潺潺，但由于地势陡峭，两岸山地引水困难而长年缺水，许多旱地的灌溉只能仰赖大自然。因此是否有安全可靠的水源，对于村寨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羌寨选址大多遵循“大水避、小水亲”的原则，避开大江、大河、大沟以防自然灾害，而选择水源、水质较好流量稳定的中小溪流，以保证用水的充足。
二）聚落形态
羌寨的聚落形态也有所不同，就同一地区的藏族而言，民居大多是独立式的，而羌寨却是多户密集建房，因此使得其具有极高的建筑密度，不受形式的限制依山就势，顺应地形，层次极为丰富。羌寨内所有建筑及街巷组织均围绕中心碉楼建造。碉楼在寨中高高凸起，位于中心领导地位，其余住层围绕它密密匝匝，层层簇拥，具有突出的向心性。
三）单体建筑建构特色
羌寨中的建筑物是采用本地石材片垒而成的，型体厚重坚实，犹如一座座小型堡垒。但其内部建筑构架却井井有条、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由于羌寨中的建筑物密集，每一栋住宅的基底面积十分有限，在这样狭小的基底之上，羌民住层往往采用垂直分区，并对生产生活空间进行了有序的组织：底层由三部分组成——猪圈（兼厕所）、柴房。厨房，它们位于地面层与街道相联。猪圈与柴房有杂物出入口，厨房有单独的出入口，与引入寨内的水渠相通。二层为堂屋和主居室。堂屋大门连有平台，平台通过室外台阶与街道相通，这是住户主要的出入口。三层以上常根据需要设置居室，供家中小辈居住。顶层设有粮仓和室外晒坝，既利于贮藏，也有利于翻晒粮食。屋顶由室内过渡到室外还设有敞廊，家中妇女可在此做针线女红等家务，一旦气候变化还可及时收拾粮食。
姜寨遗址，位于西安市临潼区北临河东岸的台地上，是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以仰韶文化遗存为主的遗址。1972年至1979年，考古工作者对姜寨遗址进行了11次大规模发掘，揭露面积1.658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中发掘面积最大的一处。《中国历史密码》中提到，姜寨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的社会性质、社会组织、生产技术、家庭婚姻制度、社会生产状况及解决新石器时代的序列问题都提供了宝贵资料，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原始人生活的丰富多彩的画卷。
面对密密麻麻的姜寨遗址平面图，我们仿佛走进了古老的母系氏族村落。在这个南可狩猎、取木，北可种养、捕捞的村落，居住着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古代先民群体，过着共同劳动、共同享受的美好生活。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聚落遗迹保存得比较完整，整个聚落由居住区、陶窖场和墓地组成，布局严谨、有条不紊。居住区周围有天然河道和人工壕沟环绕，西以临河为屏障，东、南、北三面为人工挖修的防护沟，东边围沟与公共墓地分开。居住区中心有大广场，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广场周围分布着100余座房屋，分为5个建筑群，每个建筑群包括一座大房子和若干中小型房子，房屋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屋内设有炉灶，均朝向中心广场。居住区内还有窖穴、牲畜圈栏和若干瓮棺葬等分布。
姜寨遗址出土的文物，数量之大和品种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上万件文物可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品、殉葬品等四大类、两百多个品种。《中国历史密码》中对姜寨遗址出土的文物都做了介绍，这本书不仅有姜寨遗址文物介绍，更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为脉络对文物进行详实展示解读，选取的文物即代表了每个时代的不同特质，又反映了同类别文物在各个时代的发展变化，在文物的变化中体会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不仅包含陶器、金银器、青铜器等物质文明，还包括儒、佛、道等精神文明遗产的详细知识。每件文物、人物介绍内容有纸本内容和二维码内容，纸本内容较传统文物类图书的文字介绍更加丰满全面，二维码内容则更为充实详细，包罗万象，可谓百科全书。
从这里，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时代，在这里，人们开始了原始农业、家禽饲养，发明了烧陶、编织、防御、挖窑穴、造房屋、绘画、装饰等技术，把人类文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原始先民有了立体建筑与平面布置的意识和基本功能，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经从第一感觉进入了大脑思维的较高层次阶段。可以说，姜寨遗址是中国远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中国历史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