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过分要求学者进行迎合市场的包装革命和取悦大众的文体革命，学术出版便难免不被逼入死路。
《易中天品三国》之书稿“无底价竞拍”的轰轰烈烈，让我感到大大不快。事实上，在这一事件中受到要挟的不独整个出版界，也许还有学术界。在出版社被强力推向市场的混乱转型期，易中天带来了一个危险的价值信号，或将使严肃的学术出版面临更大的难题。
读者诸君也许已经注意到，最近一年来，大量通俗化、甚至庸俗化的史学图书已经令人目不暇接。中国的学术出版环境本来就不好，没有专业的学术出版社，更没有真正的大学出版社——多数的大学社只是校办企业，更多地承担起了赢利使命。倘若再以易中天为榜样，要求学者进行迎合市场的包装革命和取悦大众的文体革命，学术出版便难免不被逼入死路。
我不能说易中天本人是否该对此负责，事实上，他个人得到再多名利，亦不过是一个庞大利益食堂推出的招牌点心。在他区区百万版税的背后，是高达数千万的广告收入和图书码洋。易中天讲过收视率下降便下课云云，敬业精神固然可敬，雇员心态也一目了然。
蒙田说过一句话，所论虽数百年前的旧事，但大意不错：“经常是一些平庸之辈，仅仅是会舞文弄墨而被选中编写历史，仿佛我们从历史中要学的是写文章；他们也有道理，既然他们是为这件事而被雇佣的，出卖的是他们的嘴皮子，主要也操心在那个方面了。”
我也不想说易中天有用或无用，有害或无害，或者是否误人子弟——他充其量是在娱人子弟。须知娱乐之功能，乃商业社会电视媒体的第一要务，再辅以互联网“哄客社会”（朱大可语）的推波助谰，造就出一个又一个电子媒体时代的暴发户。
流传甚广的“嫁人要嫁易中天”，又是一句何其登峰造极的反讽。
我不反对学术与电视合作，尤其是在当下学界日益自闭，对社会影响力极度低微的今天。但我不喜欢过度夸大电视在学术传播上的作用，更反对学者主动迎凑，惟收视率之首是瞻。在过度炒作和铺张式表演的背后，从来都是过度的贪欲。
我也不反对“亲民”的学者，但这要与政治家的亲民有所区别，后者不仅要在举止上亲民，更应在政策上亲民。学者却总该保持自己起码的学术准则。在学术态度上亲民亲到“大众情人”的地步，不是媚俗又是什么？
我读过易中天的《读城记》，感觉尚好，但不喜欢《帝国的惆怅》，窃以为此书有咀嚼，没有消化；有知识，没有见解；有皮囊，没有风骨；有简单快感而没有思考，仍不脱易拉罐和方便面文化的主要特征，不过多贴了“学者制造”的金字标签。
这便是我们的时代——对无意义的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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