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观
文言文是中国传统书面语言形式，承担了几千年的文化记录与传承的任务。文言文的地位衰落始于20世纪一陈独秀为代表的“白话文运动”。文言文成为了近现代国立的衰败的牺牲品。中国古众多朝代的强盛与衰败原因众多，有人“敏锐”地归结到“红颜祸水”已经够荒唐了，却从没有人归结到语言文字上来，只有近现代学者眼光独到，捕捉到了这点。所谓“开眼看世界”应该在去粗取精的基础上“师夷长技以制夷”。“我手写我心”的结果是我们写的和说的一样，于是，“文学”变应该改成“语学”了。
二、利弊
白话文的有利之处在于，只要识字的大众都可以看懂“文章”，对于知识的普及和传播自然是功不可没。别的，还真找不出什么太大的功绩来了。
白话文提倡是进步的，然而，丢掉传统的文言文之后，现在是什么样呢？姑且就不说看不懂浩瀚的古文献了。看看现在所谓的“新诗”，难道不是敲几个回车的事儿？丢掉文言文的我们便是丢掉了作为四大文明古国几千年来的宝贵财富。
三、现状
最近网上有关于文言文教学时期小学生的作文，水平之“高”，就连现当代的绝大部分大学生都无法企及。仅这点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一、文言是以先秦时期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书面语，词汇特点是单音节词为主，因此文句显得简短精炼。
译成双音节词为主的现代汉语（白话文）时，自然白话文的字数要多出许多。 二、语言随时代发展而发展，但文言成为书面语后就逐步与口语脱离。
形成口语与书面语相背离的状况，时代越晚，与口语的距离越大。人们用当时口语思维，而要用古代书面语表达，自己在大脑里就需要一个翻译转写的过程，这个过程还需要长期的学习训练才能较好掌握。
你现在学习文言就是这样的过程。而人们在表达时还是希望书面语和口语接近一些，因此，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我们就可以见到一些作品加入了大量的口语成分，形成了和文言文不同面貌的书面语——古白话。
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就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书面语体系。 三、清朝中晚期，中国积贫积弱，受尽西方列强欺凌。
人们在反思和寻求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人们最直接的交际工具、思维工具——语言。
张中行《白话和文言》里说：“五四”文学革命，攻击文言是死文字，主张改用白话写。白话和口语究竟是什么关系，没有明确说。
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里有这样的话：“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
“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现在看来，有些意思，当时大概没有想清楚，或至少是没有说清楚。
例如反对文言，问题的核心是，用笔写，应该不应该脱离通用的口语。如果不应该，那就大至写国史，小至写便条，都应该用白话；张口闭口总是“文学”，是把问题缩小了，或者看偏了。
其次，即使照口语写是好作品的条件，也只能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足条件；只要是白话作品必优越的看法分明是偏见。这里还是只谈言文一致问题，他们一再推崇“言文合一”，可见他们心目中的一致是“道理上”应该一致。
言文一致，不让书面语脱离口语，有可以加快学习文化进度，可以更好的表达思维，有利于开发民智等好处，这对当时文盲遍地的社会状况的确有针对性。 还是张中行《白话和文言》里说：“挑起白话的大旗，扬言不再用文言，是从民国初年开始。
这样做，是旧的一团糟，因为君主专制的结束，西方文化所谓德、赛二位先生的输入，而成为更加明显。糟，要挽救，办法当然是除旧布新。
旧的包括许多方面，有些知识分子看到文言，当时称为“文学”，觉得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很坏，于是主张改用白话。这样，白话起兵反对文言，动力其实有内外两种；如果分为远近，内因是远的，外因是近的。
这近因，直截了当地说，是觉得西方言文不分家的办法好，我们应该照办。如胡适在《逼上梁山》（见《四十自述》）一文里说：“若没有各国的活语言作新工具，若近代欧洲文人都还须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是可能的吗？”此后不久，他就提出九点意见，其中第一条是“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第二条是“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
他说这些话是在美国，时为1916年。差不多二十年之后，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说到白话文学运动的三种最重要的原因，第三种是：“我们的海禁开了，和世界文化接触了，有了参考比较的资料，尤其是欧洲近代国家的国语文学次第产生的历史，使我们明瞭我们自己的国语文学的历史，使我们放胆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革命。”
“和世界文化接触了”这句话说明了革新的动力是外来的。其实，当时的起兵以及其后的胜利，专就参与的人说，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那绝大多数是喝过洋墨水的。
这外来的动力有厌恶一切传统文化的色彩，而突出地表现为反对文言，如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八不主义”，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 *** ”的文字，不用典，不用套语烂调，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摹仿古人，不避俗话俗字，就是对文言说的。” 要全面把握这个问题，需要更深入的学习和思考。
建议先读一读上面两次提到的张中行先生的著作《白话和文言》。?from=like&retcode=0。
一、文言是以先秦时期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书面语，词汇特点是单音节词为主，因此文句显得简短精炼。译成双音节词为主的现代汉语（白话文）时，自然白话文的字数要多出许多。
二、语言随时代发展而发展，但文言成为书面语后就逐步与口语脱离。形成口语与书面语相背离的状况，时代越晚，与口语的距离越大。人们用当时口语思维，而要用古代书面语表达，自己在大脑里就需要一个翻译转写的过程，这个过程还需要长期的学习训练才能较好掌握。你现在学习文言就是这样的过程。而人们在表达时还是希望书面语和口语接近一些，因此，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我们就可以见到一些作品加入了大量的口语成分，形成了和文言文不同面貌的书面语——古白话。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就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书面语体系。
三、清朝中晚期，中国积贫积弱，受尽西方列强欺凌。人们在反思和寻求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人们最直接的交际工具、思维工具——语言。张中行《白话和文言》里说：“五四”文学革命，攻击文言是死文字，主张改用白话写。白话和口语究竟是什么关系，没有明确说。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里有这样的话：“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现在看来，有些意思，当时大概没有想清楚，或至少是没有说清楚。例如反对文言，问题的核心是，用笔写，应该不应该脱离通用的口语。如果不应该，那就大至写国史，小至写便条，都应该用白话；张口闭口总是“文学”，是把问题缩小了，或者看偏了。其次，即使照口语写是好作品的条件，也只能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足条件；只要是白话作品必优越的看法分明是偏见。这里还是只谈言文一致问题，他们一再推崇“言文合一”，可见他们心目中的一致是“道理上”应该一致。
言文一致，不让书面语脱离口语，有可以加快学习文化进度，可以更好的表达思维，有利于开发民智等好处，这对当时文盲遍地的社会状况的确有针对性。
还是张中行《白话和文言》里说：“挑起白话的大旗，扬言不再用文言，是从民国初年开始。这样做，是旧的一团糟，因为君主专制的结束，西方文化所谓德、赛二位先生的输入，而成为更加明显。糟，要挽救，办法当然是除旧布新。旧的包括许多方面，有些知识分子看到文言，当时称为“文学”，觉得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很坏，于是主张改用白话。这样，白话起兵反对文言，动力其实有内外两种；如果分为远近，内因是远的，外因是近的。这近因，直截了当地说，是觉得西方言文不分家的办法好，我们应该照办。如胡适在《逼上梁山》（见《四十自述》）一文里说：“若没有各国的活语言作新工具，若近代欧洲文人都还须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是可能的吗？”此后不久，他就提出九点意见，其中第一条是“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第二条是“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他说这些话是在美国，时为1916年。差不多二十年之后，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说到白话文学运动的三种最重要的原因，第三种是：“我们的海禁开了，和世界文化接触了，有了参考比较的资料，尤其是欧洲近代国家的国语文学次第产生的历史，使我们明瞭我们自己的国语文学的历史，使我们放胆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革命。”“和世界文化接触了”这句话说明了革新的动力是外来的。其实，当时的起兵以及其后的胜利，专就参与的人说，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那绝大多数是喝过洋墨水的。这外来的动力有厌恶一切传统文化的色彩，而突出地表现为反对文言，如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八不主义”，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 *** ”的文字，不用典，不用套语烂调，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摹仿古人，不避俗话俗字，就是对文言说的。”
要全面把握这个问题，需要更深入的学习和思考。建议先读一读上面两次提到的张中行先生的著作《白话和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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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文言文应该代替白话文九十多年前的这个时间，中国作为一只臃肿的猪在众多的外国的屠刀下经历着各种各样的难以忍受的和我们羞以启齿的灾难.在那样的情况下，胡适挥舞着白话文的大旗招徕诸多文人骚客对文言文开战.他也许不知道自己对伟大的中华文明造成了多大的创伤，是的，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了，但历史知道，也一定会给他的这一莽夫的行为作一个极为客观的评价.其实，在今天，一些东西已经表现出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特别是典籍，却已真的走道了绝境的地步.我希望这是处于绝地而后生，而绝非新疆虎灭迹前的那一场风沙.我多么希望我言过其实，是杞人忧天.然而恰恰不是.自从鲁迅，矛盾，巴金，冰心，老舍，当然还有胡适，林雨堂，梁实秋.这诸多国文大师羽化后，中国的大师级任务还有几名.诺贝尔文学奖又何曾垂青过我们这东方千年繁荣文化的泱泱大国.那李敖不过象我们电影界去冲击那奥斯卡似的，一相情愿，自以为是；犹如美女给你的一个想入非非的眼神.不知道自己干多少活，还不清楚自己吃几碗干饭吗？这一切其实都源于胡适的那一场牛X烘烘的白话文运动.你想一下：他们自己接受的什么文化教育，难道是白话文教育.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愿愚蠢的无条件的去接受这白话文运动，而绝没有半句这看似牢骚般的肺腑之言.胡适小时，熟读经书，在浓厚的文言文的教育环境下长成，那个时代的哪位大师级人物，不是先读中华优秀文化典籍，后或发奋或潜力挥发，才成为以文化扬名于那一时代，甚至名垂千年的.他们只是博学的象征，只是文化的代表，是文化的权威.但他们没有权利剥夺了我们甚至还要远久的后人的接受文言文教育环境的机会，不要以为你在一方面可以，就认为你在任何方面都行.然而，他们却这样办了，而且，还要也功臣的地位自居，这是历史上又一巨大的欺骗，让我们去揭露那弥天的谎言，给他以真实的面目.不要再让罪恶的人去拥有花环，给他应有的镣铐.文言文，我们千古文化的结晶，它是将语言文字浓缩到极至且不失丰富的含义，而且琅琅上口，这么优秀的传统的东西，我们不去珍惜，不去掌握，非得等它消失了再去流那几滴悔恨的和鼻涕差不多的东西吗.而白话文，我们整天都在说，都在讲，一辈子都在用实践去学习的东西.难道还要将大量的时间在浪费在上面吗！而作为艺术宝库的文言文即使将每天花在语文课的时间都用在这都不足为过.要传承好历史的东西，你自己都没有掌握好，怎么承以先人，传以后代.做前人文化的好子孙，只有这样了.也许，有人还认为，语文教育中有关于文言文的教育.但那些东西够吗？今年的还没记住，去年的却早已忘光，这样犹如黑大瞎子掰棒子似的学习，就是你在聪明，你能确保文言文再传千年吗？到那时，会读几首唐诗的人就会成为一代大儒了.语文课，应是文言文的殿堂.语文教育，文言文代替白话文教育刻不容缓。
“白话文”与大众口语有紧密关系，“大众语不是白话之外的一种特别语言文字，‘大众化’，即是能够把白话做到最大多数懂得的本领。”鲁迅认为“提倡大众语，就是要做‘更浅显的白话文’”。一些论者认为白话文运动是大众化运动的前奏；其实这二者的概念内涵是有区别的，不能盲目地把“白话文运动”等同于“大众化”。此外，白话文运动也是30年代左联时期“大众文艺”，40年代解放区“文艺为大众服务”的理论起点，后者是对前者的延伸与凸现，同时随32313133353236313431303231363533e59b9ee7ad9431333339666666之即来的是概念内涵的窄化。“白话文”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范畴确立之后，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争论与阐释，主要集中在“反思”层面，如钱谷融《反思白话文》等等。
白话文比文言文更容易，可以清楚表达人们说话时的意思，而文言文，很难理解字面意思，一定要用脑筋，经过反复思考才知道所表达的意思，白话文呢，很容易表达自己所认为的东西，方便易懂。
白话文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它简练，通俗易懂。以白话文运动为发端的文学革命，对传播新思想，繁荣文学创作，推广国民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
现代书面白话文语言仍然有着各种不同的层次，一个人要参与哲学界的学术讨论必须掌握现代哲学的一整套基本话语体系，一个人要参与经济学的学术讨论必须掌握一整套现代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参与社会书面对话的人都必须掌握像文言文那样与自己现实日常口头语言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独立的话语体系，因为现代各种不同专业的话语体系都是在现实日常口头语言的基础上逐渐丰富发展起来的，这种种在现实日常口头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语言也能具体运用在现实日常口头语言的交流中。
文言文与白话文是汉语的两大书面语言系统。
它们是同一民 族语言的书面记录，只是产生时代有先后之分。它们之间的关系 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文言文与白话文都是以口语为基础的，而且都是以北方方言 为基础的。这是由于中牮文明的主要摇篮是黄河流域。
从文言 文看，周王朝原来奠都陕西，后来东迁洛阳，春秋战国时代的作 品大部分都以周王朝所规定的官话（当时叫“雅言”）为基础，而 且是基本上接近口语的。后代文言文以春秋战国的作品为规范， 同时各王朝奠都也大多在陕西、河南境内，所以文言文内部能大 体保持语言的一致性。
从白话文看，金、元、明、清四代都奠都 在北京，这正是白话文蓬勃发展的时期，因而以北京话为代表的 “官话”（即现代普通话的前身） 便成了白话文的基础。如：《红 楼梦》、《儿女英雄传》用的是北京口语，《儒林外史》用的是下 江官话。
当然，无论文言文或白话文，都有方言成分较多的作 品。 先秦的《楚辞》来源于楚国民间，就有不少“楚语”（当时 南方方言的代表），《左传》、《淮南子》也有关于楚语的资料。
白话文中，有吴方言写的作品（如：清代小说《海上花》），也有 粤方言写的作品（如：清代广东民歌《粤讴》），还有的夹杂有少 数民族的语汇（如：元曲中的宾白便有蒙古语）。 由于文言文与白 话文都以同一民族的口语为基础，特别是都以北方方言为基础， 这就决定它们之间有继承关系，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有很多 相同的地方。
同时，这两种书面语言还是互相渗透的。一方面，文言诗文 中往往采用当时口语，因为作者虽以先秦作品为揩模，但不可能 不受活语言的影响，而且很多人还特别提倡采用通俗的口语；另 一方面，早期白话文，也夹杂不少文言成分，甚至是半文半白的 （如：唐代的“变文”，乃至像《三国演义》这样的作品）。
但是，白话文产生的时代到底比文言文晚得多。在这漫长的 历史时代中，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就决定了两者的语言差 异。很多具体差异我们将在后面各个专题中分别指出。
以下仅 从语音、词汇、语法这三大语言要素方面，概括地谈谈文言文与 白话文的主要共同点和主要区别。 语音方面的^^同特点是音节清晰匀称，由声、韵、调和谐地 配合而成；其主要变化是古代的入声韵及入声调和浊声母，在北 方话中逐步消失。
词汇方面的续承性表现在构词方法与基本词汇的一致性，以 及文言词语在现代白话文中的保留（或作为构词成分）；其发展表 现在新旧词的交替（新词产生与旧词死亡）、词义的转移、词的双 音节化。 很多单音节词发展为双音节词，这是古今汉语词汇一个 突出的演变规律。
语法方面，文言文与白话文都缺少形态变化，词、短语、句 子的结构方式一致，而以虚词和语序（或称词序）为主要语法手 段。这是汉语与印欧诸国语言不同的地方。
它决定了汉语语法 的灵活性，既简易而又富于变化。 文言文与白话文，无论词类还 是句法结构都是大体一致的。
当然也有一些差别，主要有：a、文 言文的词类活用更普遍；b、文言文的某些语序（如：宾语位置）、句式（如：判断句、被动句），不同于白话文；c、虚词更替现象很 突出，就一个一个的虚词看（不是从虚词类别看），古今很少有相 同的。 如：“之、乎、者、也、矣、焉、哉、其、以、于”等文 言中的常见虚词，在现代口语都被别的词代替了。
文言文与白话文比较，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便是文言文要 简短得多。一篇文言文译成白话，篇幅至少也要增加一倍多。
主要原因大概有两个：一个是文言的单音节词大都在白话中变成 了双音节词；另一个原因便是古人写文章讲究省略。 清人阮元在 《文言说》中曾指出文言文讲究省略的特点，他说：“寡其词， 协其音，以文其言。”
（将词语节省一些，将声韵弄得协调一些， 从而增添语言的文采。）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则从文字方 面讲了省略的理由，他说：“也许我们的古人，向来就将不关重 要的词摘去了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
此 外，古代写字工具笨重、昂贵、难用（以木板、竹简或素绢当纸， 以刀当笔，以漆当墨，也迫使古人写文章要讲究省略。
【学习文言文的意义】： （1）学好文言文，有利于了解和学习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
文言文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他把我国五千年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文化完整而有序地保存下来。我们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从《尚书》一直到清代文学，就可以感受到这些文言典籍里蕴藏着多么丰厚的中国文化，包含着多少古人卓越的智慧和博大的思想。
弘扬传统文化是时代的需要，我们没有理由抛弃数千年的文化积淀。而作为高中文言文教学，理所当然地要承担起提高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使命。
高中时期学习文言文，将为他们以后进一步认识了解并热爱祖国文化打下基础，并对其一生的文化素养产生深远影响。 （2）学好文言文，有利于丰富精神世界，熏陶语感。
屈原、司马迁、李白、苏轼等先贤，以文言构筑的诗文，是辉煌灿烂的“精神灯塔”，照彻千万年，沐浴古今人。他们的灵魂，用文言走过的漫漫的精神历程，我们今人再通过文言，让学生去循迹走过，对学生的精神就是一次次历练。
不断地走过、不断地历练，就是民族的精神积淀、精神记忆与精神传承！同样也是语感的形成。作家李霁野上世纪四十年代说：“读过一点诗词的人，黄鹂、燕、鸠、杜鹃等鸟所引起的情绪，也自然和未曾读过诗的人完全不一样。
我们经过诗文的眼睛来看万象，经过诗人的耳朵来听万籁，仿佛是增加了一种感官，而不曾读诗的人，却仿佛是瞎了眼睛，聋了耳朵，他们的生活经验自然也就贫乏得多了。”这里的诗词指的是古典诗词，如此量化积累，就是语感的形成，也是精神气质的形成。
这些恐怕是单纯学习白话诗文所不可替代的。 （3）学习文言文，有利于促进道德回归。
道德作为调整人类行为的规范，既是人类自身发展的手段，又是人类发展的目的，它对社会具有积极的规范、教育、导向作用。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以文言流传下来很多有价值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因此，文言文拥有无法估量的教育潜能，其中包含着一个古老民族的精魂。在当前重新树立个人责任与美德的过程中，文言文教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与功能。
我们当代学生所普遍缺少的很多有关修身、治家、睦亲、就业、交际等道理在古代经典名著中都有发人深思的论述。例如，《中庸》里对人与人交往中所讲究的“诚”有这样的论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再如道德操守，古人对这方面的强调提高到了及至，甚至把道德看得比生命还宝贵。
用孔子的话讲就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 这些道德观念固然带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但只要我们用历史的眼光、辨证的方法，合理地去发掘利用，它就一定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从短期效应看，有助于提高学生对一人一事的思想认识；从长期效应看，有助于加强其个人道德修养，增强社会责任感，有助于塑造理想人格。（4）学好文言文，有利于提高写作水平。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闪耀着一群璀璨的巨星，他们是鲁迅、胡适、梁实秋、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语堂、张爱玲等等，他们光华四射，文采灼灼。他们灵动地驾驭白话，筑起白话汉语的华彩篇章。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坛却顿失光彩，再没有涌现出一个灵动地驾驭白话的“大师群体”，堪称“白话大师”的只有寥寥几位。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中小学阶段截断了系统的文言文教育的血脉。
这使得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坛主流的人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深入的文言教育，使他们难以达到文言所表现出来的简洁、干净、纯粹、典雅、形象、传神的境界。因此，在少年时期诵读相当数量的一流文言文，有利于提高白话文的写作水平。
2001年高考南京13中学学生蒋昕捷写出的满分作文《赤兔之死》就是明证。文章作者以熟谙的三国故事，编撰了赤兔马为诚信而殒身的感人故事，立意深邃，且通篇采用纯熟的古白话，明白晓畅，文才飞扬，老到的语言功夫受到阅卷老师的一致赞赏。
事后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蒋昕捷告诉记者，这要归功于平时喜欢诵读古典名著。“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
与文言失去了联系的人，必然由于古汉语底蕴不足而使文章变得冗长、直白。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浩瀚的文化瑰宝， *** 主席曾说过，对于古代文化要采取“古为今用”的态度。
我们学习文言文，就是要掌握方法，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不但要学习文言文，而且还要学好文言文，才能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真正做到“古为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