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是中国的一种书面语言，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俗称“之乎者也”。春秋、战国时期，用于记载文字的物品还未被发明，记载文字用的是竹简、丝绸等物，而丝绸价格昂贵、竹简笨重且记录的字数有限，为了能在“一卷”竹简上记下更多的事情，就需要将不重要的字删掉。可以说“文言文”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记录“压缩”格式。后来当“纸”大规模使用时，统治阶级的来往“公文”使用习惯已经定型，会用“文言文”已经演变成读书识字的象征。而白话文相对于文言文，即用白话写成的文章，也称语体文。古代的正式文体是文言文。古代在东汉以前，使用竹简、丝帛等作为文书载体，必然要求文字简洁。 白话文
东汉发明了造纸，随着工艺的改善，加上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后，这些都为白话文体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感觉上文言文结构紧凑，与现代语言相比晦涩难懂，但字的容量较高，一个字往往包含很多内容，白话语言相对易懂，内容浅白。
白话文有利于知识的传播。
因为白话文就是口语，在词组上、句法上，嘴上怎么说，笔下便怎么写。于是，只要会说话，便能写能读。
因此，白话文有利于知识的传播。白话文不利于知识的保存。
因为口语是口口相传的，变化的速度是很快的。经过几代人后，便不再使用一些词组，不再习惯一些句法。
因此文言文的好处，就是它把口语和书面语分开成两个系统，不论口语如何的变化，一旦写成书面语，便基本保持着不变的词组和语法，使得两千多年前的文献与一两百年前的文献，都可以以近乎相同的方式阅读。文言文为中华文化的经久不衰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墨香侠士拙见。
“文言和白话，实物是古已有之，名称却是近几十年来才流行的。”
两者都是书面语，不同是“文言，意思是只见于文而不口说的语言。白话，白是说，话是所说，总的意思是口说的语言”。
（张中行《文言与白话》）可见，同口语的亲疏远近是文言和白话最大的区别。 但事实上，文言同口语的关系也是相当密切的，只不过是所谓的口语标准不同而已。
因为文言文是建立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而我们这里所说的口语则是以唐宋以来的北方话为基础的，今天大家使用的白话文，即现代汉语普通话书面语，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在汉语发展的最初阶段，言文是合一的，我们现在觉得那些深奥莫测的古文典籍其实就是当时的白话著作。
比如让人感到“佶屈聱牙”的《尚书》，其中的“诰体”大多便是当时记录下来的口语，《汉书·艺文志》说：“《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
“号令”就是“告示”，“其言立具”则说明是没有经过润色文饰、立刻写成的告示。再比如《诗经》，我们知道其中的“风”多为民歌，这也可以肯定有不少是口头直接创作的。
而另一部《论语》，则更是孔子的一部语录，与口语的关系自不待言。 由于历史的变迁，书面文字原地不动，而人们日常交际的口语却必然要发生变化，所以大约从六朝起文言文便与口语有了明显的脱离迹象。
可是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语音的差异并不妨碍人们阅读上的理解，所以言文不一致不是什么迫在眉捷的事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同时也因为先秦两汉典籍都是用文言文写的，而这部分作品又是汉文化的源头，所以后世历朝历代的文人们就自觉地坚持了一种仿古文创作，这等于是人为地加剧了言文不一致的局面，并最终形成了汉语长期的言文不一致。
而恰恰是这种貌似背离了语言发展规律的创作行为，却造就了汉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断绝的奇迹，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表达了汉文人在文化态度上的绝对自信。 当然现实生活中，也不乏一些符合人们口语交际习惯的口语作品，从《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开始，到敦煌变文、唐宋语录、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一路下来，应该说每朝每代都曾产生过数量不少的白话作品，但它终究未能撼动文言文的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只能散落在民间。
这一切，直至晚清才发生了逆转。其时外强 *** ，国运多舛，国人首先在文化自信心上产生了动摇，这是一个前提的条件，也是汉文化日后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正是这种心态，使得国人破天荒地把传统推上了被告席，历数其罪过，而文言文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必然要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于是黄遵宪要“我手写我口”，裘廷梁则声称“崇白话而废文言”，可以说是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先河。
对于这样的情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本来每个时代对历史的反思都是一种正常反应，也是传统文化发展进步所必需要走的一步。
但把国家衰败的责任推卸在传统身上，却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历史态度，然后再把这一罪过连坐到文言文，就更是荒唐之举了。可是由于面临着可能出现的亡国险境，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化已经成为让国人最难接受的行为，任何冷静的思考都会被斥为反动思想不得彰显，而代表爱国的激进主义却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
于是到了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被推到极至。当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虽然是从改良文学的角度入物，其主旨却是倡导白话文，并认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他后来还专门写了一部《白话文学史》，就是来论证这个观点的。
陈独秀也于2月发表《文学革命论》，用"三大主义"来呼应胡适的"八条主张"。这一前一后，可以说是真正拉开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文体革命的帷幕，中国大地从此便没有了一个安静的时刻。
1918年《新青年》内所有文章改用白话文，《新潮》、《星期评论》等各类白话杂志也紧随其后，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版，白话文蔚然成风。1920年9月，教育部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的国文，从本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
至此，白话文取得了官方认可的合法地位。 可是当我们回首再重温这段历史时，却不难发现正是那些在白话文运动中的挥拳呐喊的领军人物们，其实恰恰是文言文的最大受益者。
他们对文言应用的熟稔程度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熟识程度，都不是普通人可比的。他们要从传统文化中找出点瑕疵显然不是件难事，同时他们身上的文言文功底也并未因为自己否定文言文的行为而消失贻尽，这反而使他们应用起白话文来更易如反掌。
可是在白话文运动中，文言文的受益者们对文言文的种种好处非但只字不提，反而贬之为“桐城妖孽，文选谬种”，文言文就像瘟疫一般，让人唯恐避之不及。而这些人却把自己装扮成尝百草的神农氏，在体验过文言的苦楚后，便告诫世人文言的毒负作用如何之大，完全体现了一种大无畏精神，如鲁迅便有“青年人不要读古书”之说。
可是血气方刚世事未谙的年轻人又有多大的辨别能力，千万句苦口婆心的归劝怎么也抵不过一声“振臂高呼”的爱国口号，于是这种批判文言文的运动便有了“天下景从”之势。 值得一提的是，恰。
汉语自古以来就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之分，而文言文则是官方的语言，属于书面语，白话文是平常老百姓会话所用的语言，平民百姓不懂什么文言文，更不可能用文言文来作为日常会话.但白话文才是中国历史上占绝对多数使用人口和使用频率的汉语.而现代文就是从这个平行的汉语中演变而来的，主要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建立起来的语言体系，特别是语法体系.我们可以从现存的唐宋白话文文学、元代的戏曲、明代的像《三言两拍》等古代文学作品中窥视到古代的白话文跟现代文其实并没有象跟文言文一样的太大的差别.如果不能考证它们的发音，起码它们的语法和文字的使用在纸面上是一目了然的.古代的白话文经五四的现代白话文到现代文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现代人把西方的语法给它做了条理化和增加了很多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