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之"淮右襟喉,江南襟喉”:
自东汉末以来,合肥一直是江淮地区重要的行政中心和军事重镇,是兵家必争之地,有“江南唇齿,淮右襟喉”、“江南之首,中原之喉”之称。
“合肥”地名来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关于"夏水暴涨，施合于肥”之记载，简称庐，古称庐州、庐阳，解放后定为安徽省省会。地处中国东部地区、长江下游、巢湖之滨、濒江近海。全常住人口7~8百万，城镇化率70%以上。
是 历史 古城，自秦建制至今已有2200多年 历史 ，曾为扬州、合州、南豫州、庐州、德胜军、淮南西路等治所，历为江淮地区行政军事首府。
古代中国发生战乱，尤其是出现南北分治时，江淮便是重要战场，襟喉唇齿就是其极具现实的称谓，是指战略地位重要，北人得徐庐当可前出长江天险，与南人共有之，进可攻退可守;南人据徐庐，可扼据长江天险，守徐庐准泗屏江南，伺机北进，故曰襟喉唇齿！
三国时， 历史 上曹魏与孙吴为争夺合肥，曾经在此地鏖战近了32个年头，10万人以上水陆会战多起。当时，孙权在江北濡须口（今裕溪口附近）建立了军事据点，作为东吴的北门锁钥；曹操派重兵据守合肥、皖城（在今潜山县级），作为向南攻打孙吴的基地。因此，魏吴双方在这几个地方频繁进行大战。公元二一三年，曹操以合肥为根据地率兵四十万在濡须口攻打东吴，无功而返。公元二一四年，孙权派大将吕蒙、甘宁攻打皖城，魏将朱光及守城军民数万人被俘。魏晋、南北朝时，合肥是南北军事前沿阵地。素有 “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是合肥在 历史 上的军事战略地位决定的。
合肥地处江淮地区腹地，自古水运发达，北接淮河水系，南连长江水系。在秦汉时期，合肥就是南北双方重要水运中转节点，北方货物自淮河水运，经合肥集散转运，经巢湖，南下进入长江水运；南方货物反之亦然。正是因为合肥在南北水运中的重要交通枢纽地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合肥成为《货殖列传》中记载的全国十八个商业都会之一。这也是目前合肥作为地名可以查询到的最早的正式史书记载。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因为交通便利，使得合肥在和平时期是商业集散运转的经济重镇，经济发达；在战争时期又成为军事重镇，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饱受战火摧残。
一、“淮右襟喉”
“淮右”，淮河的西部地区。古人建筑面南背北，方位上，左为东，右为西。“襟喉”，衣领和咽喉，代表要害之地。“淮右襟喉”，表明合肥是淮河西侧大别山地区的交通咽喉要道，西出合肥，无论水陆，都可以深入大别山腹地。
早在吴楚争霸时代，合肥周边的江淮地区就是吴楚两国反复拉锯的军事用兵之地，同时江淮之地的得失关乎淮河控制的得失。
吴王阖闾即位后，政治上支持伍子胥变法，军事上支持孙武整军经武，经年吴国大治。对楚战略采纳“三师疲楚”，不断骚扰楚国，楚国疲于应付，楚国国力数年后损耗严重，造成江淮之地防备日渐松弛。经过六年的疲楚战略后，吴国利用楚国和蔡国、唐国的矛盾，以救蔡为名，千里奇袭楚国。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亲自挂帅，以孙武、伍子胥为大将，精兵3万沿淮河快速西进，经蔡地，“兵贵神速”，直入楚国腹地。柏举之战，吴国军队大败20万楚国主力。十日后，攻陷楚都郢。
二、“江南唇齿”
“江南”，长江以南地区。“唇齿”，唇和齿，比喻关系密切，相互依靠，唇亡齿寒就是这个意思。
淮河、长江既是两条自然河流，又是两条南北天然的军事防线。淮河，长江之间的江淮地区军事得失关乎两条防线的进攻与防御。魏晋、南北朝、宋金等但凡南北大分裂时代，“守江必守淮”是南方势力的既定原则的军事战略防御。
三国时期，合肥是曹魏进攻孙吴的军事桥头堡，虎视江南。数十年间，双方围绕合肥进行反复攻防争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张辽以少胜多，威震逍遥津，因为《三国演义》，大家耳熟能详。后来魏征东将军满宠出于军事考虑，弃老城，筑新城，继续合肥军事防务。后以合肥作为军事进攻基地与军事跳板，大军南下，东吴灭亡，天下归晋。
“打过长江去，解放前中国！”。
伟大的中国解放战争中的决战战役，渡江战役的总前委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1949年4月初，为了便于靠前指挥整个渡江战役，总前委移驻合肥肥东瑶岗村，在这里指挥了整个渡江作战，直至渡江胜利后进军江南。
现在巢湖北岸湖畔建有气势恢宏的渡江战役纪念馆，其荣誉作为指挥中心的合肥受之无愧。
古代淮与江南是战场，襟喉唇齿都有极其重要的意思，是指战略要地，合肥市以前有这个称呼。《三国演义》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汉中地，张辽威震逍遥津” 三国时， 历史 上曹魏与孙吴为争夺合肥，曾经在此地鏖战近了32个年头，10万人以上水陆会战多起。当时，孙权在江北濡须口（今裕溪口附近）建立了军事据点，作为东吴的北门锁钥；曹操派重兵据守合肥、皖城（在今潜山县级），作为向南攻打孙吴的基地。因此，魏吴双方在这几个地方频繁进行大战。公元二一三年，曹操以合肥为根据地率兵四十万在濡须口攻打东吴，无功而返。公元二一四年，孙权派大将吕蒙、甘宁攻打皖城，魏将朱光及守城军民数万人被俘。魏晋、南北朝时，合肥是南北军事前沿阵地。素有 “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东汉末年，豪杰并起，天下大乱。自此至公元589年隋文帝重新统一全国，其间历经魏、晋、南北朝，除西晋时的短暂统一外，300余年间中国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而合肥位居皖中，地处江淮腹地，历来是南、北方必争的战略要地，素称“淮右襟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者，得合肥则可以西向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韩无咎的《风土论》曰：合肥“腹巢湖，控淮甸，膺濡须，枕潜皖，实用武之地”。正因为如此，在合肥这块土地上，历魏、晋、宋、齐、梁、陈及其后，战争无虚日。尤其是在三国时期，合肥更是战争连年，是吴、魏反复争夺的焦点，因而合肥成为著名的三国古战场，三国遗址遍布城乡。至今合肥还存留着逍遥津、飞骑桥、教弩台、回龙桥、斛兵塘、三国新城等遗址。
刘馥治合肥
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庐江太守李彬攻杀了扬州刺史严象，梅乾、雷绪等各聚众数万人在江淮之间起兵。在此朝廷岌岌可危，天下大乱之时，曹操为了控制江淮通道，巩固淮河南北地盘，迁扬州治所于合肥，任刘馥为扬州刺史。 刘馥，相（今安徽濉溪县境内）人。公元201年，他“单骑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当时的合肥，因战乱不息，人口逃散，田地荒芜，城市几成废墟。在此情形下，刘馥决定从屯田入手，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他大量招募流民，向他们提供全部或部分生产资料，如犁、牛以及其他农具和种子等，使在战乱中失去再生产能力的农民尽快恢复独立经营的能力。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他大力兴修水利。短短数年间，刘馥经营合肥便取得了重大成效，为曹魏集团在“江淮间郡县残破”的防线上建立起一座军事强镇。据《三国志·魏书·刘馥传》记载：“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聚诸生，兴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埸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以为战守备。” 刘馥驻节合肥9年，把合肥治理成魏之“巨镇”，使孙吴军队“终吴之世不能溯江窥江淮。”同时，刘馥在合肥进行的屯田、兴修水利等活动，改进了合肥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推进了合肥区域农业发展的 历史 进程，对恢复当时的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辽威震逍遥津
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实力大增，遂准备南下消灭刘备和孙权。但由于孙、刘联合，大败曹军于赤壁，使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赤壁战后的五六年间，曹操不断在江淮地区用兵，欲从此处突破长江天堑，统一江东，但遭到了孙吴的顽强抵抗。曹操只好改变策略。为避免两面受敌，他一面暂且放弃统一江东，派大将张辽等在合肥屯兵息军养士；一面亲率大军西征张鲁，试图夺取汉中，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实力。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八月，吴主孙权乘曹操西征之际亲自率兵10万进攻合肥。而此时合肥城内仅有张辽、李典、乐进及薛悌等率7000余人驻守。两军对峙，众寡悬殊。 曹操在出征之前，估计到孙权有可能再次进犯合肥。因此，他预先写了一道命令，封于木函中，交给护军薛悌，要他“贼至乃发”，按计行事。当孙权兵临城下之际，薛悌与诸将打开木函，见命令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在曹操看来，张辽、李典是能征善战的猛将，故使之出战，乐进为人持重，故使之守城；护军薛悌乃文官，故不参战。 诸将看罢命令，疑虑重重。乐进、李典等认为，两军兵力对比悬殊，出战很难取胜。张辽见此拍案而起，曰：“曹公今远征在外，若坐等援军来救，即便援军来到，那时吾等也早被吴军击破。现当乘吴军立足未稳之时，主动出击，方能挫其锐气，守住城池矣。”乐进等闻听张辽之言，仍犹豫不决。张辽怒曰：“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若疑，吾张辽独决之。”李典素与张辽不和，此时见张辽如此坚决，亦慷慨陈词：“此国家大事，既然将军主意已定，奋不顾身，吾等能以小私而舍大义乎？”于是，众将遵从张辽之见，连夜征募敢死之士800人，并设宴犒飨，以壮军威。 次日晨，张辽披甲执戟，大呼“张辽在此”，率众冲入敌阵。此时，吴军毫无准备，不知所措。张辽连续击杀数十人，并斩杀了东吴的陈武等两员大将，直逼孙权帐下，要取其性命。孙权大惊，仓惶间登上一个土垒，手持长戟自守。吴军见张辽兵少，迅速围了上来，密密麻麻地将张辽围了好几层。张辽毫无惧色，左冲右突，杀出一条血路，带领麾下数十人冲出包围。这时，李典也带人接应，双方战至中午，吴军伤亡惨重，士气大挫。张辽见出战的目的已经达到，遂率众回城，加强防卫。 之后，孙权虽持续围城十余日，但终不能破城，遂撤军返归。当吴军纷纷返撤之时，孙权与少数将领在逍遥津北岸巡视，恰被魏军侦知。张辽即率步骑数众突袭孙权。吴将甘宁、吕蒙等与张辽奋力拼杀，凌统则率亲兵护卫孙权突围。当孙权等骑马行至逍遥津桥时，见桥南板已被拆除丈余而不得过。在此危急关头，吴将谷利急中生智，于孙权坐骑后猛著一鞭，“以助马势”。骏马奋力一跃，飞桥而过，孙权夺路而逃，幸免于难。 此战史称“张辽威震逍遥津”，是三国时期魏军创下的一个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合肥三国新城 由于合肥一再遭到孙吴的围攻。魏青龙元年（公元233年），魏征东将军满宠上疏魏明帝，曰：“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吴军北上围城，“得据水为势”；而魏“官兵救之，当先破大军，然后围乃得解”；敌军来攻“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为此，满宠建议：“移城内之兵于城外”，在合肥城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可于此另筑新城，引诱吴军远离水道而趋平地，便于“掎其归路”，克敌制胜。当时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认为自动撤出合肥，城“未攻而自拔”，是“示天下以弱”。满宠申述曰：主动“移城却内”，并非示弱，虚虚实实，正合兵家之“诡道”。经魏明帝许可后，满宠等即赶筑合肥新城。不久，新城即告竣工。 新城建成后二十年间，吴军屡次围攻均无功而返。公元233年，新城甫成，孙权即发兵进围。满宠得报，对诸将曰：“孙权今知我移城，必然在兵士中发自大之言。今大举前来，势欲功在必得，虽不敢贸然进攻，必当上岸耀兵。”于是，满宠派遣6000步骑埋伏于淝水隐蔽处“守株待兔”。恰如所料，孙吴果然上岸炫耀兵威。这时，魏军伏兵突然杀出，孙吴军队措手不及。由于远离水道，吴军不敢贸然下船进攻，耀兵受挫后即撤退。满宠创造了一个出奇制胜的战例。 魏青龙二年（公元234年），孙权亲率10万兵力再次猛攻新城。满宠恐寡不敌众，欲放弃新城，退守寿春。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时魏明帝曹睿坚决不许后退，曰：“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明帝亲御龙舟东征，迎战孙权。满宠艰苦守城，募壮士，折松为炬，火烧吴兵攻城器具，乱箭射死孙权之侄孙泰，最后迫使孙权撤围而走。 魏嘉平五年（公元253年），孙权死后第二年，吴太傅诸葛恪统率大军20万进军淮南，连续数月围攻合肥新城。而此时守城魏军仅3000人。魏将张特见吴大军来犯，深恐众寡悬殊，遂坚守城池，不与吴军交战。诸葛恪指挥兵士沿城垒筑土山，决心破城。张特眼见新城将陷，遂冒险前往吴营诈降，施计对吴将说：“吾已无心再战，然魏法规定，遭围攻百日而不得援军来救，虽降而家人不受连坐。今吾城已受围九十余日，城虽将陷，但尚有半数人不愿降，请容吾再行说服，明日即将名册呈送。”吴军中计，遂停止攻城。而城中守军得此喘息机会，连夜堵塞城墙缺口，顽强死守。吴军久攻不下，疲惫不堪。时值盛暑，病者大半，诸葛恪却禁言士卒多病，不听将领计议，一意孤行，致使天怒人怨，士气低落。待魏军援兵赶到，诸葛恪不得不率众撤退。诸葛恪无奈而叹曰：“此战，非吾所不能，乃天不助吾也。” 三国新城存在近50年。至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吴国，才废除新城，迁回原址。新城遗址位于合肥西北15公里鸡鸣山东2.5公里的淝河北岸，现尚存夯筑城垣残基大、小土墩18处。城垣底部最宽处约30米，最高约6米，城址呈长方形，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250米，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城四周仍可分辨出宽约50米的护城河道。有人从遗址中采集到青铜三楞形箭头、铁撞车头、铁逆须钉等城防兵器，当时攻防之烈可见一斑。
韦睿堰水破合肥 南北朝时，合肥是南北方政权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南梁武帝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南梁大举进攻北魏。时合肥为北魏所占，梁派大将韦睿率军攻合肥。 韦睿进至合肥城下，见合肥城池地势低洼，遂决定作堰围淝水以灌城。堰成，“水通舟舰”。此时，魏将杨灵胤率5万援军来救。梁军见敌势强大，也要求增兵，韦睿曰：“敌已至城下，方求援兵，无异于远水救近火，兵家之道在于全体将士团结一心，非靠兵众。”韦睿身先士卒，率众打败魏之援军，于是军心稍定。 此后，梁军又在堰堤旁筑小城驻守。魏军奋力攻破小城，歼灭守堰梁兵千余人，并乘胜进至堤下。梁军又恐慌起来。梁监军潘灵祐等劝韦睿撤军巢湖。韦睿怒曰：“将军可死于战场，决无退却之理！”他令手下将朝廷授予的伞、扇、麾等插于堤上，以示誓死之决心。魏军终不得破堤。韦睿在堤上筑垒，加强防卫。淝水被堵塞，堰水渐满，韦睿起动战船，从四面攻城，战船高于合肥城。北魏军束手无策，守将杜元伦登城督战，被梁军弦弩射死。众兵士相顾悲哭，痛感大势已去，无心作战，合肥遂为梁军所破。梁军入城，“俘斩万余级”，牛马万数，绢满十间屋。南梁从此迁豫州治所于合肥。 此战使合肥城池尽毁，然梁将韦睿之胆略深受史家赞赏。康熙《合肥县志》云：“睿每昼夜接客旅。夜读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令，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归。”
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全国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战争频仍，全国各地的人口变动剧烈。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全国人口是5648万人，但到了三国末期魏国合并吴蜀二国后，不过600多万人。故魏国的陈群对魏明帝说：“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 三国时期人口减少的状况，在合肥地区更为严重。曹魏与孙吴在合肥征战几十年，造成大量人口死于战乱。孙吴和曹魏还经常把江淮之间的人口掳掠到江南或淮北。公元201年，刘馥到合肥，见到的是田地荒芜、人口逃散的残破景象。吴五凤二年（公元255年），曹将文钦降吴，把淮南百姓数万人劫持到江南。有一次，曹操准备强迫江北人民迁徙到内地，消息传出，九江、庐江各郡人民纷纷渡江南迁。数日之间，从合肥以南到皖城就成了无人地带。旧志云：“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逡遒诸县无复民户”。三国后期，曹魏在与孙吴的争战中已明显占据上风，江淮之间形势趋于稳定。控制魏国朝政的司马懿为积蓄吞并吴国的军资，在两淮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屯，取得很大成效。屯田数年后，淮河南北，到处是屯田的军队。魏甘露二年（公元257年），在两淮屯田的官兵人数有10万余人。屯田期间，大军每次出征，总能在江淮之间达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曹魏屯田对尽快恢复江淮地区的 社会 经济起到了很大作用。西晋咸宁元年（公元275年），政府又将一批官奴婢送到合肥地区代替屯田士兵，种植水稻。西晋时，合肥地区经济文化渐有发展，出现了“风土明茂，皆胜淮左”的繁荣景象。 东晋南渡后，留在淮河以北的西晋官吏和人民不愿受异族统治，大批南迁。东晋为了安置他们，在大江南北设立了很多的侨州、侨郡、侨县，是为侨置，即用北方的地名、政区名在南方设立建制单位，来管理北方来的侨民。南朝的宋、齐、梁、陈也用侨置法安置北方南迁的人口。正如《宋书·志序》所云：“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读史方舆纪要》亦说：“晋弃中原，南北淆乱，州郡县邑，纷纷侨置。”包括合肥在内的江淮之间是南朝安置北方侨民的地区之一。东晋在合肥地区设置梁郡与南梁郡，其郡治滁阳在今肥东县境内。南朝刘宋设置南汝阴郡与汝阴郡，治所在合肥。春秋慎县、汉代慎县本在淮北颍上县境内，宋侨置慎县于今肥东县境内。 东晋和南北朝的侨置，使大量黄河流域人口流入合肥，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同时，贵族地主又利用大批奴隶和佃客从事垦殖。耕地面积的增加和耕作技术的提高，使农产品的产量有了很大提高。晋元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元帝司马睿认为江淮地区宜种麦，号召人民到了秋天就在干地下种，不要误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因此而每年多收的麦子，就是遇到了旱、蝗灾害，也有补救。这就改变了过去江淮地区农民只重视一季作物的习惯，促进了合肥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