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人典故

名人典故、名言皆可

吴王夫差。

这年,越王勾践闻吴王夫差为报父仇,正加紧训练军队,准备攻越,遂不听大夫范蠡的劝阻,决定先发制人,出兵攻吴。吴王闻报,悉发精兵击越。两军战于夫椒。越军战败,损失惨重,仅剩5000余人,退守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南)。吴军乘胜追击,占领会稽城(今浙江绍兴),包围会稽山。越王无奈,采纳大夫范蠡、文种建议,派文种以美女、财宝贿赂吴太宰伯演,请其劝吴王夫差准许越国附属于吴。伍员请吴王勿许。此时,夫差急于北上与齐争霸,不纳伍员之言,遂与越讲和,并率军回国。
夫椒之战,吴王夫差虽然获胜,但许越议和,没有乘胜一举灭越,为以后越国的发展及继而攻灭吴国埋下了隐患。
过了两年,夫差率兵把勾践打得大败,勾践被包围,无路可走,准备自杀。这时谋臣文种劝住了他,说:“吴国大臣伯喜否 贪财好色,可以派人去贿赂他。”勾践听从了文种的建议,就派他带着美女西施和珍宝贿赂伯喜否 ,伯喜否 答应带西施和文种去见吴王。
文种见了吴王,献上西施,说:“越王愿意投降,做您的臣下伺候您,请您能饶恕他。”伯喜否 也在一旁帮文种说话。伍子胥站出来大声反对道:“人常说‘治病要除根’,勾践深谋远虑,文种、范蠡精明强干,这次放了他们,他们回去后就会想办法报仇的!”这时的夫差以为越国已经不足为患,又看上了西施的美色,就不听伍子胥的劝告,答应了越国的投降,把军队撤回了吴国。
吴国撤兵后,勾践带着妻子和大夫范蠡到吴国伺候吴王,放牛牧羊,终于赢得了吴王的欢心和信任。三年后,他们被释放回国了。
勾践回国后,立志发愤图强,准备复仇。他怕自己贪图舒适的生活,消磨了报仇的志气,晚上就枕着兵器,睡在稻草堆上,他还在房子里挂上一只苦胆,每天早上起来后就尝尝苦胆,门外的士兵问他:“你忘了三年的耻辱了吗?”他派文种管理国家政事,范蠡管理军事,他亲自到田里与农夫一起干活,妻子也纺线织布。勾践的这些举动感动了越国上下官民,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越国终于兵精粮足,转弱为强。
再说吴王夫差自从战胜越国后,以为没有了后顾之忧,从此沉迷于西施的美色,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又狂妄自大,不顾人民的困苦,经常出兵与其它国家打伏。他还听信伯喜否 的坏话,杀了忠臣伍子胥。这时的吴国,貌似强大,实际上已经是走下坡路了。
公元前482年,夫差亲自带领大军北上,与晋国争夺诸侯盟主,越王钗践趁吴国精兵在外,突然袭击,一举打败吴兵,杀了太子友。夫差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带兵回国,并派人向勾践求和。勾践估计一下子灭不了吴国,就同意了。公元前473年,勾践第二次亲自带兵攻打吴国。这时的吴国已经是强弩之末,根本抵挡不住越国军队,屡战屡败。最后,夫差又派人向勾践求和,范蠡坚决主张要灭掉吴国。夫差见求和不成,才后悔没有听伍子胥的忠告,非常羞愧,就拔剑自杀了。
夫差放虎归山,又沉迷于骄奢淫欲的生活,而越王勾践发奋图强,吴国的失败早已注定。

雄汉盛唐,是人们对汉唐历史认识的总体印象。唐之为盛,在玄宗统治的前期,有“开元盛世”的美誉;而唐之由盛转衰,则在玄宗统治的后期,以“安史之乱”为标志。这种集于一身的盛衰巨变,不仅强烈地震撼当时人的心灵,而且对关注这段历史的后人也一样产生强烈的心灵震荡。千百年来,它就像谜一样,令世人在叹惋之余,总想犁庭扫穴,直追谜底。人们常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唐的盛极而衰也当如此。假如我们从安史之乱往前追溯,一定会找到很多说头。人们关心这一盛衰巨变,对大唐开国以来的统治政策与政治运作中的失误自然不会放过,但对玄宗时期用人行政的得失利病及这一时期社会矛盾何以激化、安史之乱何以突如其来等问题的探讨肯定更有兴趣,因为这种盛衰巨变之所以发生在玄宗统治的晚期而不发生在别的什么时候,肯定与身为一国之君的玄宗有更为直接的关系,倘能从玄宗时期的统治政策及政治运作中解读出某种导致大唐盛衰巨变的奥秘来,自然更能获得满足感,也更有学术价值。

开元盛世的造就,当然不是天上掉馅饼,应该说是与唐玄宗的开明统治息息相关;而安史之乱的到来,也不是什么命运的捉弄,而是唐玄宗的昏庸统治所致。何以见得?理由如次:

先析“盛”之缘由。其一,玄宗即位之初,年方27岁,正是少年天子,血气方刚,具备大干一番的基本条件;其二,玄宗靠宫廷政变上台,没有老本可吃,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其三,满朝文武对武后以来的酷吏政治非常不满,渴望新君振衰起弊,刷新政治;其四,玄宗本人对武后以来的政治危机和社会矛盾也有所认识,对于如何化解矛盾使大唐航船重新驶向安全区域有所思考。这些因素合起来,就使开元时期的大唐政治开出一个新局面成为可能。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这一时期,玄宗能鉴往,能纳言,能任贤,敢放权,充分显示出一副励精图治的明君派头;而先后为相的姚崇、宋璟、韩休等人也是治世之能臣,有公心,敢谏诤,能办事,不贪不私不怕死。现聊举数例以示言之不虚:一是史载玄宗即位之初,“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可见玄宗上台后对治国理政、对历史经验,还是非常留意的。二是开元元年,姚崇具奏郎吏升迁事,玄宗装出一副很不耐烦、听不进去的样子,罢朝后对高力士说,职任宰相,大的决策可商量着办,但何必事无巨细一一汇报请示?姚崇闻之大喜过望,遂放手理事,“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这是玄宗敢放权、臣下敢办事的一个例子。三是宋璟为相时,常常是对玄宗的态度不管不顾,必尽为臣之责,直言极谏,而玄宗也尽力配合,往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这是臣下敢谏诤、而玄宗能纳谏之一例。总之,有这班君臣合力同心站在前台吹拉弹唱,就足以保证大唐政权的高层政治运行有序,不会脱轨,而贪污腐败、结党营私的现象也就很难发生。加上其他因素的配合,出现政清人和的局面就在情理之中,大唐的鼎盛之局自然也就悄然而至。《旧唐书》对开元时期的这段历史是这样评说的,玄宗即位后,“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黜前朝徼幸之臣,杜其奸也;焚后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乐而出宫嫔,明其教也;……收兵而责帅,明军法也;朝集而计最,校吏能也。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论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硕,讲道艺文。昌言嘉谟,日闻于献纳;长绺远驭,志在于升平。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于时垂髫之儿,皆知礼让;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报怨。……年逾三纪,可谓太平。”这段话难免有些夸张,但一个励精图治的玄宗的风貌已是跃然纸上,一个太平安乐的盛世就如在眼前。难怪当时的著名诗人杜甫要写诗赞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小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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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12-16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魏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

孔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亡,治而不忘乱”

欧阳修:“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魏绛:“‘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李商隐:“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周文王:“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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