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与风格
尽管苏门四学士和六君子是北宋中后期诗坛的重要创作力量，但从具有相同诗歌理论和创作特色的流派来说，江西诗派无疑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而黄庭坚的诗歌观念对于江西诗派的形成至关重要。黄庭坚论诗以“不俗”为高标，而要达到这种境界，他强调须多读书，只有“胸中有万卷书”，才能“笔下无一点尘俗气”。黄庭坚对多读书的强调，并非是为学问而学问，而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一在于认真学习、广泛吸取前人一切好的东西，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加以创造和发展。其二是作为一种学养的积累，以增加诗歌的内涵与意蕴，力去浅俗。其三在于主观修养和性情的陶冶，培养一种以儒家基本精神为底蕴而又超脱流俗、独具个性的气质，为人“不俗”，才能写出“出尘拔俗”之诗。黄庭坚最为著名的诗歌主张之一“点铁成金”实际上也与他所强调的主观修养有关。他在《答洪驹父书》中说：“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这段话往往被认为是指翻用古人陈言，因此是提倡蹈袭剽窃。事实上，黄庭坚借用了道家术语，用铁比喻被陶冶的万物即诗歌的素材，用金比喻点化后的成品即诗歌，灵丹则比喻诗人的主观思想和精神修养，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出色的诗人善于将外界的事物拿来为己所用，而关键在于有诗人的主观思想和艺术修养作为统摄万物的根本，有了这个根本，即使取用古人陈言，也能变旧为新。所以黄庭坚虽然有以故为新之意，但重点在于强调诗人主观的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
在对诗歌传统的选择过程中，从北宋庆历时期就被奉为道德和诗歌艺术典范的杜甫其人其诗，经过王安石和苏轼的大力褒扬，此时进一步得到推尊。黄庭坚曾说：“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然而发。”（《潘子真诗话》引）“忠义之气”与“善陈时事”指出了杜甫的儒家道德追求和其诗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可看出黄庭坚作诗并非不关注现实，事实上他早期的很多诗作充满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随着文字狱的不断增多，黄庭坚的诗歌观念才有所改变，主张诗歌当吟咏情性，而“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这一反对直刺现实的诗歌态度在政治形势日趋严峻的北宋后期为江西诗人所普遍接受。“句律精深”的评价则体现出黄庭坚对杜甫诗歌艺术的服膺。他对杜甫在炼字、造句、谋篇等方面的艺术特点以及杜诗的艺术境界都有许多细致的分析，而在这些分析中往往见出他自身的审美追求和宋诗的时代精神，如他对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平淡而山高水深”等评价，实际上体现了他本人重读书、提倡以故为新以及宋人追求平淡有味、涵咏深沉的审美境界的特点。
黄庭坚以其鲜明的诗学主张和体现宋诗美学风范的卓越诗歌成就而为诗坛所瞩目，更由于他为后辈诗人提供了具体的创作门径，使他们有诗法可循，黄庭坚因此受到众多学诗者的拥戴。陈师道即尽焚旧作，转学黄诗。而他的创作实绩使他很快与黄庭坚一起成为这一诗派的核心。到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就把黄、陈为首的这一诗歌流派命名为“江西诗派”。“江西”之名取自黄庭坚与诗派中的洪炎等十一人的籍贯所在地；“宗派”本为禅宗术语，因江西是禅宗盛行之地，黄庭坚等又习禅甚深，故借以称呼这一诗派。《宗派图》尊黄庭坚为祖，下列二十五人：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朋、洪刍、饶节、祖可、徐俯、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过（按，有草字头）、夏倪、林敏功、潘大观、王直方、善权、高荷、何觊。吕本中的《宗派图》本是少时戏作，名单的取舍序次都很随意，但他指出江西诗派的存在则是合乎事实的，诗派成员大多受到黄庭坚直接或间接的指点，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或深或浅受到黄诗影响，确实是一个具有相似题材走向和风格倾向的诗歌流派。除了《宗派图》中的人，吕本中、曾几、赵蕃等也被认为属于这一诗派。南宋的很多诗人虽然自成一家，但在早期也往往受过江西诗风影响。到了宋末，方回因为诗派成员多学杜甫，就把杜甫称为江西诗派之“祖”，而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
[编辑本段]文化影响
总之，在苏轼和黄庭坚以后，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之前的四五十年间，江西诗派的崛起是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现象。江西诗派自身的演变同时也代表着北宋诗风向南宋诗风的转变。这种演变，固然受到了靖康事变等外部因素的激发，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江西诗派是宋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北宋末期已经非常显著，如当时的汪藻等人虽然没有被看成诗派中人，但他们在创作中也受到黄庭坚和陈师道较大的影响。到了南宋，江西诗派的影响更遍及于整个诗坛，象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宋代以后也不绝如缕，其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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