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舜仁：我是那个屋檐下，走廊下面，只看到这个里边的副官他们很匆匆忙忙，一个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孝武、孝勇也是上上下下，很紧张的样子。结果在那边我听到楼上第一声有哭的声音，那时候哭的声音，夫人的声音，夫人哭的，夫人一哭，我也很惊慌，怎么夫人会哭，就是这样子。接下来就经国先生，救救我阿爹，救救我阿爹。那不对，那老先生一定不好了。
应舜仁：接下来就是一阵大雷雨，明明月亮很大的，月光很亮的，下雨，怎么一个雷雨下来不止，倾倒一样，很大的。结果我一身衣服都一下湿了。
串场1：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的午夜时分，89岁的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去世。应舜仁回忆说，那一天晚上，当他听到楼上传来的宋美龄和蒋经国的哭声，他自己浑身颤抖，无所适从。那时候，应舜仁随侍蒋介石的身边，已将近30年。他后来写文章记述了这一晚的经历，名叫《最难忘的一夜》。
从南京，到溪口，再到台北，蒋介石当政，下野，又再次上台，那些年里，应舜仁都在蒋介石的左右。今天，应舜仁先生将为我们讲述，蒋介石在台湾的那些往事。
解说：应舜仁在蒋介石夫妇的身边工作了38个年头。抗战胜利之后，应舜仁成为南京总统府里仪仗队的一员。每一天，应舜仁和战友们立正、敬礼，目送蒋介石的车队缓缓开过。那时候，蒋介石的警卫人员分为外勤部队和内勤部队。身穿军装的应舜仁属于外勤部队，也被叫做军衣部队。直到8年之后的1954年1月，在台北，应舜仁终于脱下军装，成为蒋介石身边的一名便衣侍卫，而他也第一次有了和蒋介石单独谈话的机会。
应舜仁：便衣呢，那时候蒋公（蒋介石）见，他要见的，便衣的人到侍卫室的人员都要自己曾是见过的。他从“总统府”见我，他问我，问得很详细，你家里哪里，你家里几个人，你有没有看书怎么样。老先生他最主要一双眼睛很厉害，眼睛看起就是，这个好像很有精神的样子，所以使人家很敬畏的味道，就是这样子。
应舜仁：他（蒋介石）就很注重你的应对讲话，语气方面，他看你一个人的仪表，表情。那么就很多人讲的，说老先生会看相，这个不是看相，不是这样。他经过千千万万多少的人，见过的场面见过的人，有很多人。他能察言观色，一看就可以了解这个人厚道不厚道，有没有嬉皮笑脸的那种，看他有没有奸诈的样子。开口几句话一讲，等你几句话一讲他心理上就可以了解你的一半了。
解说：应舜仁记得，蒋介石当时用红铅笔在自己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勾。一周之后，他就正式调任侍卫工作。应舜仁是浙江人，他说，蒋介石身边的侍卫，原本几乎是清一色的浙江籍，但是到台湾之后，随着新老交替，侍卫当中也有了一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员。而蒋介石本人浓重的浙江口音，就成了“新科”侍卫的难题。应舜仁说，作为一名侍卫，“听话”是最基本的要求。“听话”不仅是要懂得蒋介石的口音，更是要懂得百分之百地服从。
应舜仁：有时候你这听话，结果副官如果给他辩一句，这个东西已经没有了，他（蒋介石）就发脾气了，强辩，强辩。
强辩。
应舜仁：你对我，佣人，不应该在我主人面前强辩，强辩理由。结果山东武官听到了，“枪毙”，发抖发慌了，怎么枪毙。结果副官讲，我像你这样子“枪毙”，我十几次都要枪毙掉了。
串场2：
郝柏村曾经担任台湾的“参谋总长”、“行政院长”。他在军队的经历，源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对他的器重。郝柏村是江苏盐城人，到台湾之前，他只是军中的一名营长；到台湾之后，郝柏村逐渐受到了蒋介石父子的赏识。1958年金门炮战的时候，他已经是驻守小金门的炮兵师长。1965年，因为一项特殊的任命，郝柏村来到了台北士林官邸，蒋介石的身边。
解说：1965年，当时46岁的郝柏村成为了蒋介石身边的第一位非浙江籍的中将侍卫长。郝柏村说，侍卫长并不是侍卫，他既是蒋介石的军事秘书，又要负责蒋介石和家人的安全保卫，此外，他还是士林官邸的“大总管”。郝柏村之所以获得重用，他自己认为，除了能力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军中的背景单纯，不属于任何一个派系。
郝柏村：选我做侍卫长，这个当然我想，他有培养我的意思。因为过去侍卫长一般都是浙江人，第二点，过去侍卫长很少带兵官的，没有什么当过师长、军长来当侍卫长，我这是个，我也不是浙江人，同时我是师长、军长带兵官。
所以那个时候您就上任的时候，自己感觉到就是这是一个重大的、很大的一个转变。
郝柏村：这个是重大的转变，怎么讲呢？这个成败，人家说“伴君如伴虎”，你跟他旁边做得好了，当然你就，他可以让你，那做不好了，那马上就要，就要下台了，以后就没有，所以我做得很好。所以老“总统”（蒋介石）他蛮欢喜我的。
解说：郝柏村说，自己被任命为侍卫长，这是蒋介石和儿子蒋经国共同作出的决定。如此重大的任命，其他高官不会也不能插手。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蒋经国必将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蒋经国执掌党权，控制情治单位，并且逐渐参与军事和行政权力。他不仅是蒋介石的长子，也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
在您看来，他们的关系。
郝柏村：他们关系很好，但是作风并不一样。
怎么不同？
郝柏村：老“总统”（蒋介石）是非常严肃的人，威严得很，给人看来，这个是。经国先生（蒋经国）是很随和，很亲民的人，他见到人就握手。老“总统”差不多，中国人同他握手的恐怕很少，他只有接待外宾客人才握手。
您握过吗，您跟握手吗？
郝柏村：没有，没有，没有握过手。
这么长时间？
郝柏村：没有，没有握过手。
他不喜欢跟人握手？
郝柏村：但他见了外宾，外国客人，他都自动伸出手。因为他见了中国国内的人，都是“部下”，他是“元首”，他不伸手，别人也不敢去握手，他没有。经国先生他是不管，他主动地把手伸过去，这个就不一样。
郝柏村：比方他（蒋介石）同经国先生（蒋经国）商量问题，他们坐车出去，在车上谈，因为他那个车子前面有玻璃挡着的，坐在前面的，听不到的，那么他们两个人谈。那么他们两个人谈。这是一个，包括蒋夫人（宋美龄）有什么事情，真正要谈的，他们到车上去谈话，那是最保密的地方，因为。
你坐在前面？
郝柏村：他有个座乘侍卫官，我是车子跟在后面，我的车子跟在后面。
解说：蒋纬国是蒋介石的次子，坊间盛传蒋纬国实际是蒋介石的养子，亲生父亲则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蒋经国儿时是在生母，也就是蒋介石的第一任妻子毛福梅的身边；蒋纬国则是由蒋介石的第二任妻子姚怡诚一手带大。
在应舜仁看来，蒋纬国和哥哥蒋经国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些差异。
应舜仁：经国先生（蒋经国）跟纬国先生（蒋纬国），老先生（蒋介石）是有差别，是有差别。两个人的思想稍微有点不同，一个是德国教育，一个是苏俄教育，苏俄的教育就偏向于有一种阴性的那个，刑暴管制的那个。那么德国教育呢，是服从，非常服从别人，也很开朗，很开朗，做事情。
解说：对于自己的两个儿子，蒋介石曾经说过“经儿可教,纬儿可爱”,但是与蒋经国不同，蒋纬国从来没有真正地进入权力核心。
应舜仁：几天他（蒋纬国）这个没有看老先生（蒋介石）了，他跑到官邸看老先生，意思是陪陪老先生散散步。有一次纬国先生他就是在后面跟到，比我们侍卫人员后面跟到，老先生，我们是侍卫人员，纬国先生在后面，结果呢，老先生旁边蒋孝武、蒋孝勇那边他就在讲，叔叔来了。老先生回头一看，看老先生，纬国先生，三五步就跑上去，马上就看到，阿爹你好，就是这样子的了。
应舜仁：老先生（蒋介石）问，你这两天干什么，就是这样子，他说我到南部看演习，看演习了，那么演习好不好？纬国先生（蒋纬国）这个人肚子直肚肠的，我说不好。不好，老先生就那个了，怎么不好？为什么不好？他说这个演习都是假的。怎么假了？他说我看到美国人他们演习，今天部队抽出来马上就去演习，我也是部队演习，军、师、团、营，早几个礼拜以前，天天在那边演习了。老先生就不高兴，就不高兴，不高兴了。这个就，如果今天是经国先生（蒋经国），你最近干什么，我看演习，演习好不好？就这样子了，阿爹，效果好，哪里好？怎么样好怎么样好怎么样好，老人就喜欢听好的。
解说：1969年夏天，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起坐车兜风，在阳明山遭遇车祸。
应舜仁：当时先生（蒋介石）就是，就是流鼻血，牙齿也流血，那么夫人（宋美龄）脚这边都流血了，坐那车子上，都流血了。
解说：虽然伤势并不严重，但那时的蒋介石毕竟已经82岁。此后，蒋介石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他曾经对自己的副手严家淦说，这场车祸，至少让他自己少活十年。然而祸不单行，两年后的1971年秋天，蒋介石的身体情况又发生了问题。
应舜仁：因为老先生（蒋介石）他经常便秘。以前医官，有医官的嘛，医官用甘油，有种甘油放肛门，就通大便。那天没有医官，就叫一个姓钱的，金钱的钱，钱副官，钱如标，那天他当班。老先生（蒋介石）便秘，他上厕所，他后面跟去，跟去便秘，叫他拿甘油射进去。那么这个讲起来也是难怪他，为什么，他不是医务人员嘛，一个粗手嘛，一个副官嘛，一挤进去，大便就流了血一样，他有点慌慌，老先生（蒋介石）他就骂了，混帐的东西，混帐的东西，你再换一个，这个不行了，再换一个甘油再挤，他给他一骂他就紧张了，拼命挤，一挤以后，出血了，出血以后呢，就是接着发烧，下午就发烧了。
解说：当天蒋介石高烧不退，医生诊断后确定伤口发炎，为此蒋介石不得不卧床一个多月。
应舜仁：这个副官，姓钱的钱副官，他当天是做了工作以后，他就是下午的休假，到高雄去玩去了，第二天回来我老远，我那个窗子，我当班在楼上，我老远都看到他晃晃回来了，我说这个阿弟要倒霉了，要倒霉了，老先生（蒋介石）骂了。但是我这个话他跟我打招呼我不敢讲。结果就讲（蒋介石）叫侍卫长，那时候孔令晟侍卫长，要他关起来，那么当时孔先生很不错，交情也很好，他也很爱护部下，他就顶下来了。老先生那边，送到陆军监狱，那么孔先生一想，他也很机警，他说不对，你送到陆军监狱，送到外边去关，到底这个人什么罪名，什么东西，要有个证明，陆军监狱。他脑筋一动，他说报告，他说这个关到我们士林官邸，他说士林官邸就是军衣部队，军衣警卫队有个禁闭室，禁闭室，可以一个房间，可以关那边。好，他就同意，当时下午就派人，这个钱副官就特别就交给警卫队，就叫关那边。结果不料一关四年多。到什么时候？到老先生过世以后，64年以后给他放出来，
串场3：
应舜仁讲过一个故事。那是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则被逐出了联合国。当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应舜仁远远地看到蒋介石把帽子摔在了地上。过了一会儿，在蒋介石身旁的另一个侍卫走到应舜仁的身边，惊慌失措地说，“总统”流泪了，他流泪了……
应舜仁：从那个车祸以后，以及那个一次出血，肛门出血，就两次这个事情以后，就对他自己也感觉有很大的影响，他那时候就病症，心脏来讲有好好坏坏，好好坏坏，有时候我们经常看到那个心电图，跳跳跳，一下子又平平平，又不跳了，等一下又跳了，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到了晚期，就经常发现这个事情。
解说：从1972年开始，蒋介石有3年多的时间几乎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原来身体条件好的时候，蒋介石很喜欢在花园里散步，有时心情好，他会边走边唱早年的军歌，或者是到台湾后学会的新歌——《反共复国歌》。即便是生病之后，他也经常让人推出来，在庭院里转一转。应舜仁记得，1975年的4月5日，这一天通知蒋介石将要散步的电铃声多次地响起，侍卫们立刻站到各自的岗位上，但是蒋介石却始终没有出现。
那么看到大客厅，全厅你像来来去去，我看到这个王永树来了，王永树，“安全局局长”。还有赖铭汤，这个“参谋总长”，还有严加淦“副总统”，他们都来了，欧阳“院长”都来了。还有一个我们这个秦秘书，秦孝仪，他就跑上跑下就在那边，还有周应龙他们几个人，都在那边，那么那时候就写这个遗嘱的，他们来签名了。
解说：1975年4月5日晚11点50分，蒋介石去世。直到4月6日凌晨，蒋介石的遗体才被运上灵车，送往台北荣民总医院。
快到一点钟，为什么？早应该可以送到荣民总医院去。找纬国先生，纬国先生不在，纬国先生到哪里去？到处打电话找，找以后找到台中，找到以后那电话你像不能讲，还没有宣布是蒋公过世，就要他回来，他就问回来什么事？那么就陈先生讲了，他说你回来就知道了，就是这样子一句话，他实际上心里上有数了，我现在没有车，他车子借给人家了。他借朋友车子，从台中回来。他为什么去德中呢？那天4月5号清明节，他是那个以前姚夫人扫墓，姚夫人。他到德中去，姚夫人这回事。结果等他就没有了，结果后来到到两点多钟，从台中赶回来，先到官邸，官邸看阿妈，夫人说你到荣总，他赶到荣总，赶到荣总已经放到冰库了，他要拉出来看。看他就跪下来，阿爹，他说我对不起，他说我没有送你，这样子。眼泪流下来，其实等他等得很久。纬国先生所以后来讲，他一生最遗憾的，没有给阿爹送终，纬国先生死以前就讲这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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