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8-11-20
别林斯基曾经指出，沙俄文学批评特别注重爵位制。其实择地皆然，只是东方国家相对显得更加势利罢了。在中国，身居高位历来有助于文名的传播，这是为一个传统的权力中心社会所决定的。五十年来，由于文艺和出版机构实行集中管理，整套行政等级体制实际上相当于“爵位制”；文化官员完全可以利用职权，而不是凭借作品为自己积累文学资本。从前的政治运动固然使一些作家和作品升沉无定，近年的商业炒作，包括行内人操办的各式座谈会，也都一样可以使作品的价值错位。文学评论在权力和金钱的持续的操纵之下，已经到了无耻的地步。
同权势相比，普通个人的批评意见将是无足轻重的。但是，我们仍当强调一个基本立场，就是回到文本中去。重视文本，并不等同于形式主义的文本分析。在这里，应当承认，形式主义批评着重文本结构中的每个部分的孤立观察不无意义。文本的重要性，在于它使我们撇开一切命令，禁忌和诱惑，专注于实质性研究，不但研究形式的因素，而且研究落在每一部分形式中的内容：思想，感情，人格，个性，时代，传统，不仅仅是经由组织的意象和材料。重要的是精神指向。过去，我们长期遵奉一种所谓“现实主义”——其实是客观主义——的信条，囿于机械唯物论的说教，把对外部世界的“镜子”式的反映看作是作品意义的全部，完全忽略甚至根本取消了作家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又有“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所谓“两结合”的方法，以长官意志和文件精神误导和取代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其实，无论纯粹提供社会历史的画面或者加以逻辑的说明，都不是文学艺术的特殊功能。文学的特点，除了历史的因素，还因为它是美学的和道德的，而且是主要因素。因此，文本分析应当是一种综合分析。不同角度和不同途径的分析，最终将通向综合。于是，我们可以穿过用心编造的材料结构，发现作家主观精神的每一个活跃点，他的内部世界，他与周围环境以致人类生存的全部关联。我们必须确定文学批评的以人生为坐标的新的指数，惟其如此，才能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超越专门家的狭隘的学术领地，从作为精神生成的本原出发，揭示文本的不同性质及其真正的价值所在。我们有理由期望我们的作家和文学的第二河床，承载人类自由进步的潮流，而不是污泥浊水。
刘白羽、秦牧、杨朔，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整个艰窘的五十年代里第一批集中试验抒情散文的人。
从选材到写法，不能说他们没有各自的特点。比如刘白羽喜欢记述“英雄时代的英雄生活”，而且总是通过一种英雄主义把战争时期同建设时期连结起来。他不会关注那些琐细的日常生活，因为在他看来，“勇敢，搏斗，急流勇进，这样才是我们的生活”。在他的散文中，活跃着一个红色意象群：春天，早晨，太阳，火焰，大海，崇山，激流等等；由于他总是以革命之骄子自居，因此没有那些缺少革命资本而偏要歌颂革命者的矫糅造作，而能以霸气出之，纵意挥洒。秦牧在行文方面同样使用赋法，像《社稷坛抒情》《土地》等便如此；不过，采用的材料更多的是现成的时事要闻，此外是借用熟典，或是花鸟虫鱼之类，歌颂的是新人新事。“中心生活”的匮乏，反而成就了一种特色。杨朔惯用比兴，以小见大，讲究意境，刻意经营。他写“三面红旗”，“反帝防修”，很少刘白羽式的直接议论；偶或出现“画外音”，也都极其简练。对于散文，他是当古典诗一般制作的：精巧，点染，留有余韵。三人的作风确有差异，但是彼此运思的一致十分惊人。他们的作品，明显地同属于“教训文学”。作者乐于充当文学侍臣，在一个癫狂的，充满谬误的时代里，热衷于正统意识形态的盲目乐观的宣传和说教。在这里，首先谈不到作家的敏感和勇气问题，因为他们决意委身权力政治，因此不可能具备独立的心智，甚至起码的良知。刘白羽的名篇《长江三日》，记乘坐江轮游赏三峡山水，驰目骋怀，诗情洋溢；其时正值红旗漫天，饿殍塞途之际，史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秦牧的代表作《花城》，也是三面红旗的赞歌，并非风俗实录。杨朔的《蓬莱仙境》《海市》等一组还乡散记，其粉饰之严重，与“彭大将军”的还乡报告及搜集的民谣适成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