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的蜀先民同生活于其他地域(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的人们一样,在日常生活方面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祭天、祭地、祭自然、祭图腾、祭神灵、祭祖先,以此求得护佑,获得精神上的力量,以维系团结,维系社会,维系国家机器(这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蜀王或巫师们的主要意愿)。这些祭祀中的太阳祭(或称太阳崇拜)尤其耐人寻味,以至当代有学者倡导设立“成都太阳节”,以示缅怀。 金碧辉煌的太阳,不知多少万年前就辉映着地球,荫护着人类,给人类以无限的遐想。与此相应,人们敬仰太阳,崇拜太阳,祈祷太阳,创造出难以计数的令人激动不已的太阳神话。太阳于是成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最具有普遍性的意象。正是在这个基础上,19世纪形成的西方宗教研究领域中的第一个最大的学派——自然神话学派的代表人物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提出,人类所塑造出的最早的神是太阳神,最早的崇拜形式是太阳崇拜。太阳神话是一切神话的核心,一切神话都是由太阳神话派生出来的。太阳“从仅仅是个发光的天体变成世界的创造者、保护者、统治者和奖赏者——实际上变成一个神,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缪勒同时还指出,宗教的演变历程是从崇拜太阳的单一神教向多神教发展,最后又演变成唯一的神教。不过太阳崇拜产生于什么时候,国外学术界尚无一致意见。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卡累利亚岩画(发现于俄罗斯奥涅加湖和白海地区)已知逾千幅,画面所绘大多为飞禽走兽,“此外,尚有种种图形——圆和半圆,并绘有辐射之光束”。对此,考古学者众说纷纭。一些研究者认为,绘有光束的圆和半圆,是日月的象征。“然而,当代一些研究者认为,新石器时代即有太阳崇拜之说,论据尚嫌不足。”苏联学者C·A·托卡列夫认为,“青铜时代确有太阳崇拜之风”。这一时期世界各地都发现有太阳崇拜的遗迹,如挪威特伦霍尔姆发现的青铜车,上载日盘;西班牙特鲁埃尔发现的青铜驹,蹄下、背上均有日轮。太阳形象“或呈现为盘状;或呈现为轮形(带有光束或并无光束);或呈现为圆形,中有‘+’字”。兴建于公元前后的世界上著名的墨西哥古代神殿都市狄奥提瓦康,其最大的建筑物就是太阳神殿。中、南美洲地区其他著名的文化,如阿斯德加文化、玛雅文化、印加文化、莫奇卡文化、纳斯卡文化和蒂亚瓦纳科文化等古代文明,也都发现有巍峨壮观的太阳神殿建筑。狄奥提瓦康的太阳神叫托纳提乌,出土的这一时期代表文物为“太阳圆板”,是个放射着光芒的骷髅,为太阳神形象。太阳给大自然带来光明、温暖和生命。因此,对太阳的崇拜便一度盛行于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区与民族之中。根据考古资料来看,中国太阳神观念和太阳崇拜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形成。1976年青海东部出土的马厂型马家窑文化中有四圆圈“+”字纹彩陶壶、四圆圈“+”字网纹彩陶壶、四圆圈“米”纹彩陶壶、六圆圈“×”字网纹彩陶罐。1974年和1977年青海民和出土有“卐”形纹彩陶壶。其中“+”字纹与印第安人象征太阳的“+”字完全相同。此外,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绘有太阳纹和月亮纹的彩陶片。这些应是我国原始社会对太阳崇拜的延续。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有一种青铜“轮形器”(共6件),呈圆形。已修复的两件直径约为84厘米;中心似轮毂的大圆泡的直径约28厘米,有5根似轮辐的放射状直条与外径相连。这应是三星堆先民太阳崇拜的遗物。“轮形器”的中心大圆泡可释为太阳,放射状直条可谓四射的光芒。将太阳描绘成“轮形器”,是世界各国太阳崇拜民族比较一致的一种简易画法,如我国青海乐都县出土的彩陶盆上的太阳纹,广西宁明花山岩画上的太阳图案,四川珙县僰人悬棺壁画上的太阳图案(图一)。
太阳崇拜是以天体为对象的自然崇拜中的一种。在人类未形成之前,太阳便已存在了。人类诞生以后,太阳作为一种自然物体,与人类朝夕相处。但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即原始采集、狩猎时代,尚没有发生太阳崇拜,因为尽管太阳对人的影响较为显著,但毕竟未对人的生活和生命安全产生直接影响。只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即人类能够进行生产性的生产(农业和畜牧业)以后,太阳对人,才有了直接的利害关系,人们才感觉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受到太阳的制约,从而促使人们较多地思考太阳,猜想太阳。原始人不理解太阳的奥秘,以为太阳具有能使万物复苏、生长的超自然力量,甚至视为丰产的主要赐予者。原始人还认为,太阳也像人一样,有灵魂,有喜怒哀乐,这便形成太阳有灵观念。后来,人们又逐渐把太阳人格化,同时视之为神而加以礼敬或祭祀。前述中、南美洲的太阳神殿,中国各地史前文化或奴隶制文化时代的各式太阳造型,当是这种太阳祭祀的供奉物。
我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许多关于“宾日”、“出日”、“入日”的记载,反映了殷人在日出、日落时都加以礼拜。古籍《尚书·尧典》也有“宾日”于东、“饯日”于西的记载。那时,并没有固定的拜日场所(像入元以后北京的日坛那样),只是每天早上向着太阳作揖、跪拜而已。诚如《史记·封禅书》所云:天子“朝朝日,夕夕月,则揖。”所谓“朝朝日,夕夕月”,即如《汉书·匈奴传》所记:“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近代尚处于原始部落社会阶段的新疆阿尔泰乌梁海人仍保留着在家门前拜朝日的习俗。东北的鄂伦春族每年正月初一,无论大人小孩都要向太阳行跪拜礼,祈求降福于他们;而他们遇到困难时,也都要面向太阳祷告诉苦,以求慰藉。可见,秦汉以前的中国各族,无论是否已进入文明时代,但在敬奉与祭拜太阳神的方式上,则大体是趋向一致的:即不拘一格,因地制宜,态度虔诚而方式简捷。相对来说,处于殷商时期的古蜀先民在祭日文化方面,要比其他各地区各民族发达一些,因为到底已有了专门的祭日工具或象征物——“轮形器”及“四鸟绕日”金箔。 不过,按照文化发生学的原理,文化的发生及发达通常是与文化的需求程度成正比的。广西宁明花山岩画到底表现什么主题,学术界长期争论不已。而何星亮先生运用文化发生学原理轻易地破了这个谜。他指出,花山岩画表现的是一种崇日仪式,因为岩画中有光束、无光束或中有“+”形的圆圈,都是太阳的形象;而众人双手高举,则是作祈求日出状。画面上的人们何以对太阳表现出如痴如醉、五体投地和殷殷切盼、孜孜以求的热情呢?这是因为“广西地区雨水很多,春夏两季有时甚至一两个月阴雨绵绵。倘若稻谷出穗后或成熟后长时间没有太阳,那将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古代的壮族自然会想尽办法祈求日出。制作太阳形象,并以巫术形式祈求日出大概是其中一种。”而就殷商时期蜀人生活所凭依的成都平原来讲,这情形比广西壮族先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湿度大、云雾多,夏季多暴雨,秋季多绵雨,大部分地区平均降水量竟达1000毫米左右,所以古有“漏天”之称。更突出的是日照奇少,年日照居然只有800~1100小时,为全国日照最少的地区之一。所以很早时候外乡人就想出“蜀犬吠日”的话来予以揶揄。这也就难怪蜀地会有着比其他地区高出许多的祭日文化。
在中国神话史上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怪现象,就是绝大多数地区的民众盛行射日神话,而蜀地民众则多祈日、盼日、护日神话,最典型者莫如至今尚流传于川西坝子上的《两兄妹守日月》与《太阳宝和月儿光》两个神话。
神话传说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折光。蜀地以外的众多的射日神话,都与严重的天干旱魃有关,如《庄子·齐物论》云:“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论衡·感虚》云:“儒者传书,言尧之时,十日并出,万物焦枯。”为此,人们创造出“后羿射日”和“夸父逐日”一类缠绵悱恻而又悲壮动人的神话故事,表达出渴求日柔雨顺的愿望。这与川西坝子祈日、护日神话传递出的企求多日照、少雨水的信息恰好相反,形成一个泾渭分明的鲜明对比。
三星堆《发掘简报》报道说,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一件大型玉石边璋(编号:K2③201-4)上,即刻划有两座大山——
山上有一圆圈,似代表太阳。圆圈两侧分别刻有八字形的云气纹,云气纹下是一座小山,山的中部也有一圆圈(按:亦应是太阳),圆圈下还有一座小山。两座大山的两边各有一只大手,作半握拳状,拇指按着大山的山腰。
玉石边璋上的刻划,是古蜀地的自然环境和古蜀人心态的形象写照。四川盆地是我国著名的内陆封闭性盆地,四周为海拔1000至3000米高的大凉山、邛崃山、大巴山、巫山及云贵高原上的大娄山等山脉所环抱,加上多云多雨,长期阴郁闷抑,令人窒息浮躁。因此古代蜀人希望日光普照,打破阴湿沉闷,争取一个自由清朗光明开放的生活环境。有力的大手把握大山,正是古蜀人这种力求把握住自己命运的坚强信念和斗争精神的艺术表现。
在从浑沌蒙昧的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的里程中,古蜀人为了挣脱束缚,打破封闭,曾付出过今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努力。成都平原流传有一则《天的来历》传说,说的是“勇力神”夫妇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强行从地缝中撑出天和地,使人类见到了光明。现在,一早一晚太阳出来天地间的那片红色,就是“勇力神”夫妇的鲜血。[12]他们争取光明,呼唤太阳的故事,其慷慨悲壮、可歌可泣的色彩,实不亚于中原大地及南方其他地区流行的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盘古王开天地以及夸父逐日、弃杖成桃林的故事;且震撼人心的烈度、荡气回肠的魅力,又远超出后者。前述三星堆二号坑玉石边璋上那用拇指按着太阳之下的山峰,其象征意义,不正是蕴藏于“勇力神”夫妇之类的蜀人“开天辟地”的故事中么?
原始社会的先民们在与太阳长期共处中观察到,太阳能促进树木花草和农作物的生长、成熟,能给人带来光明、温暖,还能明辨善恶,洞察人间。所以,大约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便开始奉太阳为丰产之神、保护之神以及光明正大、明察秋毫之神。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高达2.62米的大型青铜立人像以及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近0.15米高的青铜小立人像,就糅合了传说中的太阳神形象。值得注意的是,金沙遗址出土的直径0.12米的“四鸟绕日”金箔,直接以12条涡状牙纹象征太阳,与三星堆的青铜“轮形器”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中国日神传说中,太阳往往又被异形为莲花。《淮南子·地形》高诱注说:“若木端有十日,状如莲华”。据何耀华先生的调查,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昆明西山区大小勒姐等村的彝族,每逢农历冬月二十九日都要举行“太阳会”,村人到山神庙中去祭祀“太阳菩萨”。祭祀时,用五色纸书写“太阳菩萨”几个字,念《太阳经》7遍。供品上雕刻的象征太阳的图案就是莲花。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头上戴的那顶高17.7厘米的花冠,繁茂怒绽,明显如盛开的莲荷——这与古巴蜀符号中的七角星造型(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释为古蜀的“日”字)是一致的。因而,这青铜立人像的造型,似可释为头顶太阳,是古蜀人顶礼膜拜和祈祷的对象。金沙出土的青铜小立人则是头戴涡状牙冠,当是另一种形式的“头顶太阳”。 头顶太阳的形象,在中国古史传说中的对应神是先前在东方建立了鸟国——少昊之国,尔后又去统治西方的天帝少昊。他是黄帝与西陵嫘祖在江水(岷江的古称)所生之子青阳。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里考证说:少昊部落集团各氏族“全是鸟的名字,明显地是图腾的残迹”。据甲骨学专家们考证,少昊是商人的先祖,商人又曾以太阳为名,且奉太阳为神。少昊的昊,从日从天,是头顶太阳的人。可以说,少昊是集鸟崇拜(属图腾崇拜)与太阳崇拜(属自然崇拜)于一身的部落族团。少昊就是太阳鸟。金沙出土的“四鸟绕日”金箔上的那绕日四鸟以及三星堆青铜树上的神鸟,也都是太阳鸟。但是,以岷江河谷为地望的少昊族团何以入主中原称王称霸,又何以复出于商周之际的成都平原?这确实是一桩难解之谜。也许是其发迹于岷江,尔后溯岷江经甘肃、陕西入河南;旋有一支再沿此路线返归故里?也许是其主要一支出川去闯天下,而留下另一支沿岷江西南下进抵三星堆—金沙立国建都?……不论历史真相如何,总之,有关太阳崇拜及鸟崇拜的大量实物图形毕竟在三星堆—金沙遗址被今人揭露出来——尤其是与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同时代文化迥然不同的能足以显示蜀文化特色的陶质“鸟头勺把”和青铜鸟及其他鸟造型、鸟纹图案被大量揭露出来——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
1990年3月,四川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6棵青铜树中的一棵进行了修复。修复后的主干高度达3.96米,枝尖残缺。枝干分三层,每层有三枝,每枝上立一铜鸟。不少学者认为它可能就是古文献中的“建木”。不过,《山海经·海外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子·地形》则云:“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若依此而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这棵青铜树的神话原型,也可能不是“建木”(因《山海经》所载建木无枝、无鸟),而是“若木”。据《山海经·海内经》及《水经注·若水》,若木出于若水,若水在“蜀郡旄牛徼外”,即今川西雅砻江一带,为黄帝与嫘祖之子昌意的诞生地。按若木的原型,三星堆青铜神树残缺的树尖部分当还有鸟,共为十鸟。或云:还有一日,共为十日;十鸟即十日。
的确,在世界不少民族传说中,都将鸟视作太阳的象征,如古埃及的鹰神荷拉斯即为太阳神。在古波斯人的钱币上,其作为太阳子孙国王的皇冠上,便装饰着象征太阳的翼翅。中美洲的马雅印第安人的太阳神也有乌鸦相连结,他们“传说日神是一只乌鸦变的”。然而,将日与鸟联系得最为紧密与广泛、持久者则数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国古籍中常说的“金乌”、“赤乌”、“阳乌”、“踆乌”,即指太阳。《淮南子·精神》言:“日中有踆乌”,高诱注云:“踆犹蹲也,谓三足乌。”《山海经·大荒东经》也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戴)于乌。”郭璞注云:“中有三足乌。”山东肥城孝堂山石室画像中之日像即画一圆日,中有乌。四川出土的汉代石棺上,亦刻有金乌驻日的图样……这些都是上古神话在艺术中的具体表现。为什么古人要以乌鸦比太阳呢?何星亮先生认为,这是由于古人观察到太阳中有黑子(在甘肃临洮沙村辛店文化遗址出土的一只彩陶罐上绘制的太阳中,描有一黑点,这是青铜器时代中国观察太阳黑子的证明),而乌鸦色黑,故比之为乌。至于日中的乌鸦有三只足,主要是为了表明此乌不是凡乌,而是神乌。
三星堆二号坑内还出土有至少40枚以上的呈菱形或半菱形的约莫五六十厘米长的铜器,上面模压如眼球的纹饰,似人或动物的眼睛。(图三左)还有比纵目人面像上那凸起呈柱状的眼球略短的大小青铜眼珠二三十件。这些铜眼睛和眼珠看来不像是诸多铜面像上的配件。因为它们与铜面像上的眼睛形状不一样,应是单独存在的器物。与此相应的是,三星堆遗址所出的一种陶盉——封口盉上,有的也在封口部分捏出眼睛;而在三星堆遗址的出土陶器上,现已公布的唯一刻划符号就是眼睛的象形。(图三右)如此众多而怪异的眼睛造型,在三星堆文化中到底象征什么呢?
由此我们想到了至今仍在南方一些民族地区流行的鸡崇拜——鸡子卜,特别是鸡眼占卜。例如川、滇、黔一带的部分苗族,男女青年在举行订婚仪式前,通常要将一只挤死的公鸡(不能用刀杀,因见血不吉利)放在锅里(鸡头朝东)煮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