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下名人的生平事迹,写三篇赏析作文,急急急!奖20分,请高手速度帮我!(⊙_⊙)? ⊙﹏⊙

一、
了解名人的生平事迹,了解他的知名作品,这一点对我们的作文十分的重要。
请大家至少选定2位你喜欢的名人,好好收集、整理,形成一份厚实的文字资料,然后用心赏析它。
注意:1、两个名人分别写。2、赏析作文每篇600字以上。
参考:《诗经》、屈原,以及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唐代诗人,苏轼、李清照、柳永、辛弃疾等词人,王昭君、蔡文姬、荆柯、岳飞、文天祥历史名人等,“四大名著”等作品。

五幕历史剧《屈原》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全剧截取了屈原生活中的横断面。在一天时间里,浓缩了屈原坚持联齐抗秦、反对绝齐降秦、与楚国宫廷内保守势力展开激烈斗争的历程,概括了屈原的精神品格。《雷电颂》是屈原在自尊的灵魂遭受最深凌辱、生命危在旦夕之际叩问天地表达自身理想的宣言书。“独白”以诗意化的语言赋予自然雷电以神力,让雷电化作手中的倚天长剑,去劈开黑暗,去焚毁这黑暗中的一切,《雷电颂》淋漓尽致,不可遏止地抒发了屈原热爱祖国、坚持正义、渴望光明、反对黑暗的理想与要求。《雷电颂》是正气歌,它以史为题材,以剧为形式,以诗为灵魂,“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的时代里”,表现了抗战时期人民抗战要求和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

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疯狂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气焰嚣张,横行无忌。进步舆论遭到严厉压制,进步作家遭到残酷迫害。在没有一点言论自由的环境里,人民大众“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正义要求难以直接反映。分裂和倒退的阴影沉重地压在人民的心上。一部分坚持斗争的革命剧作家转而致力于历史剧的创作,借古喻今,用中华民族以往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的斗争史迹,来教育和鼓舞人民,通过历史人物之口,表达人民的要求和希望。

郭沫若,是这一时期历史剧作家的最杰出的代表。他作为进步文化界的旗手、诗人、历史学家,既从抗战的现实斗争中深切感受到人民的呼声和时代的责任,又从往昔的历史回顾中汲取着斗争的力量与澎湃的诗情。皖南事变后不久,他就曾指出:“文艺的内容断然无疑地是以斗争精神的发扬和维护为其先务。目前的中国乃至目前的世界,整个儿是美与恶、道义与非道义斗争得最剧烈的时代,也就是最须得对于斗争加以维护而使其发扬的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因而也就再没有比现时代更为鲜明,更为迫切。现实,最迫切地,要求文艺须作为反纳粹、反法西斯、反对一切暴力侵略者的武器而发挥它的作用……”(注:《今天创作的道路》,1941年9月6日作,收于《今昔集》)。他随即拿起历史剧这种文艺武器,英勇地投身到这场维护民族生存、争取人民民主的严峻斗争中。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六部历史剧,全都是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写成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写成五幕剧《棠棣之花》,一九四二年一月,写成五幕剧《屈原》,二月写成五幕剧《虎符》,六月写成五幕剧《高渐离》,九月写成四幕剧《孔雀胆》,一九四三年四月写成五幕剧《南冠草》;前后总共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些剧作中,郭沫若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棠棣之花》中的聂政、聂荧与侠累、韩哀侯,《屈原》中的屈原、婵娟与南后、宋玉,《虎符》中的信陵君、如姬与魏王,《南冠草》中的夏完淳与洪承畴,《高渐离》中的高渐离与秦始皇,《孔雀胆》中的段功与车力特穆尔等。在这些人物的剧烈冲突当中,作者一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外来侵略者、本国反动统治者和叛徒汉奸等形形色色丑类的本质,无情地鞭挞了他们贪婪狡诈、专横凶残、卑鄙无耻、自私自利的龌龊灵魂;一方面深刻发掘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英雄义士的高风亮节,热情地赞扬了他们爱国爱民、忠贞刚直、见义勇为、大公无私、不怕牺牲等高尚品德。与黑暗反动势力坚持进行顽强的不妥协的斗争,是贯穿这些剧本的一个共同的基本精神;反对侵略、反对卖国投降、反对专制暴政、反对屈从变节,主张爱国爱民、主张团结御侮、主张坚持节操,是这些剧本从不同角度所表现的共同主题。作者所展示的这一幕幕历史悲剧,与眼前现实是那么相似,因而自然而然地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大大鼓舞了人们反对国民党反共投降政策、坚持全民族团结抗日的斗争意志,有力地抨击了蒋介石集团的法西斯暴政,推动了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周恩来同志当时曾赞许地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注: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痛悼郭沫若同志》,《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郭沫若这时期的历史剧,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不少创新,比他早期的历史剧增多了现实主义成分,却又充分显示了革命浪漫主义的特色。譬如,作者对剧本所涉及的史料,总是尽可能地搜集占有,精密研究,对有关人物的性格、心理、习惯,当时的风俗、制度、意识形态等,都有真切的了解;但在具体进行创作的时候,并不象过去某些历史剧作者那样拘泥于史料。他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基础上,根据艺术规律、剧情发展和创作意图,结合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失事求似”(注: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1942年5月8日作,收入《沸羹集》)地大胆进行构思,使全剧的结构,人物的刻划,情节的演变,文辞的锤炼,浑然自成一个完整的天地,形象逼真,具体生动,有显著的戏剧效果。再譬如,在这些剧作中,作者结合情节的需要和气氛的创造,插入相当数量的抒情诗和歌词,由主人公朗诵,或由群众演唱,感情激越,色彩斑斓,使全剧充满着浓郁的诗意。这也是过去一般历史剧以及话剧所不曾有的风格。

《屈原》,是郭沫若这时期历史剧当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作。这个剧本取材于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楚怀王对秦对交上两条路线斗争作为全剧情节线索,构成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突,从而成功地塑造了屈原这个文学典型和一系列人物形象,深刻地表现了为祖国和人民不畏暴虐,坚持斗争的主题。

历史剧固然是文学创作,不是史乘的复写,“艺术上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注:鲁迅:1933年12月20日《致徐懋庸》);然而,由于作者的创作动机、文学见解、个人风格等各方面的不同,他们所创作的历史剧,仍有所不同;有的历史本身的东西多一些,有的以历史真实做基础却更多个人的创造。两种类型各有千秋。郭沫若的历史剧和这时期其创作家的历史剧,大多属于后一种。郭沫若创作历史剧的动机,正是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他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注: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中原,实行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经济政策,对于促进新兴的封建主义制度的巩固发展,在客观上无疑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从相对弱小的其他六国来说,秦国的武装并吞,也确实给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主张联合抗秦,反对秦国并吞,又是当时六国人民极其自然而正当的愿望。而且,郭沫若认为,楚国曾有可能统一中国。“中国由楚人统一,由屈原思想来统一,我相信自由空气一定更浓厚,学术的风味也一定更浓厚。”(注:郭沫若:《论古代文学》,1942年9月作,收于《今昔集》)在郭沫若看来,历史没有走这条路,不仅是楚国的悲剧,也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剧”(注:郭沫若:《论古代文学》,1942年9月作,收于《今昔集》)。郭沫若正是持着这样的历史观点,从反对侵略、反对投降、反对独裁的现实政治斗争需要出发,以战国时代联合抗秦的故事作题材,他作了《屈原》以及《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等剧作。剧中的历史人物,往往已经不完全同他们的“原型”一样了。

剧中的屈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兼诗人的典型;深切的爱国爱民思想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是作者赋予这个典型的主要性格特征。“在这战乱的年代”,他心中时时系念的是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前途。他之所以力主联齐抗秦的外交路线,就是因为他早看透了秦国侵吞六国的意图,认为唯有联合抗秦才能保国安民。一向光明磊落的屈原,根本没有料到南后之流竟然采取那么卑鄙无耻的手段陷害他,横加以“淫乱宫廷”之类的罪名。可是,即使在这种含冤莫白的情况下,他所拳拳关注的仍然只是祖国和人民。他“沉着而沉痛地”劝诫楚怀王,千万不要因此丢弃联齐抗秦的正确路线,“要多替楚国老百姓设想,多替中国的老百姓设想”。他所以愤怒斥责南后,也是恨她因此危害了祖国:“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楚国啊!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断。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赤县神州呀!”屈原把祖国的安危和人民的祸福,看得远远重于自身的利害得失。对于祖国和人民爱得愈深,使他对卖国集团恨得愈甚,而且终于使他冲破一切思想束缚去进行英勇的斗争。昏庸专横的楚怀王不听屈原的一再忠告,粗暴地撕毁楚齐盟约,破坏了反侵略统一战线,转而依附秦国,走上妥协投降的道路,并且下令囚禁屈原。面对正在沉入黑暗的祖国,失去自由的诗人的满腔忧愤,以《雷电颂》的形式无比猛烈地迸发出来。他呼唤着咆哮的风,去“吹掉这比铁还沉重的眼前的黑暗”;他呼唤着轰隆隆的雷,把他载到“那没有阴谋,没有污秽,没有自私自利”的地方去;他呼唤着闪电,要把闪电作为他心中无形的长剑,“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他呼唤着在黑暗中咆哮着,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发挥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这时的诗人,就象燃烧在黑暗中的一团熊熊的烈火。他渴望“这熊熊地燃烧着的生命”,为祖国和人民“迸射出光明”!《雷电颂》,是屈原斗争精神最突出的体现。爱国爱民的深切感情,是诗人斗争精神的源泉,而这雷电般的斗争精神,又是此时此地诗人爱国爱民思想的最高表现。

《屈原》剧中,还刻划了两个性格迥然相异的女性形象——婵娟和南后。确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婵娟的存在似乎是可以认为屈原辞赋的象征的,她是道义美的形象化。”(注:郭沫若:《屈原与厘雅王》,收入《今昔薄剑》)她由衷地敬爱屈原,崇敬屈原的道德文章;她深知,“先生是楚国的栋梁,是顶天立地的柱石”。可是,平时看去,她不过是个天真纯洁、谦恭好学的姑娘。只有当风云变幻、浊浪排天的时候,她那平日蕴蓄在心中的崇高信仰、优秀品德,才突现出来。从她对变节投敌的宋玉的有力斥责,从她面对南后淫威所表现的坚定从容,特别是从她生命垂危时那番动人肺腑的倾讨,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竟与桔树同风”的搞尚灵魂,一个广大人民道义精神的化身。婵娟对屈原的敬爱和维护,形象地表现了广大楚国人民对屈原的态度,从而对塑造屈原这个典型起到很好的烘托作用。与婵娟相反,南后仅仅为了个人固宠求荣,竟然不惜取媚侵略势力,与秦国暗相勾结,陷害屈原这样的忠良,祸国殃民,而且所采用的手段又是那么的卑鄙无耻。当她的阴谋得逞以后,她更加猖狂、恣肆,彻底暴露了她冷酷残忍的本性。她的自私偏狭、阴险毒辣和冷酷残忍,使读者和观众形象地认识到,统治集团中的卖国势力是怎样的一群丑类。南后这个形象的刻划,对屈原的典型塑造起到不可或缺的反衬作用,使屈原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品德,爱国爱民的感情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益加鲜明突出。

剧中的宋玉,是作为一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来塑造的。他虚伪自私、全无操持、趋炎附势、卖身求荣的性格,从另一个角度反衬了屈原忠直坚强、坦白狷介的品德,并同婵娟形成鲜明对比。宋玉这个形象,对当时依附国民党反动派的帮闲文人,无疑是有力的鞭挞。

人物塑造的成功,使剧本的深刻主题得到充分表现。观众和读者从南后之流的阴谋,屈原的被诬陷,齐楚盟约的撕毁,屈原的愤怒呼喊,婵娟的牺牲,自然联想到现实生活中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反共投降罪行,蒙受“千古奇冤”的新四军所遭的残杀,正处于危险之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加深了他们对祖国前途的忧虑,燃起他们心中的怒火,鼓舞他们更加坚决地拥护共产党打退反共高潮、挽救时局的正确主张,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屈原》一剧中,穿插了相当数量的抒情诗和民歌。它们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剧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剧情发展,人物刻划,主题表达,都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剧本艺术上的一个特点。譬如,全剧以屈原朗诵《桔颂》开始,结合屈原对于《桔颂》内容的阐发,展露了屈原的人生抱负:“在这战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太平时代的人容易做,在和平里生,在和平里死,没有什么波澜,没有什么曲折。但在大波大澜的时代,要做成一个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我们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因此,屈原时时以桔树的“内容洁白”、“植根深固”、“秉性坚贞”自励并劝勉青年,要他们“志趣坚定”,“心胸开阔”,气度“从容”、“谨慎”、“至诚”,特别是要“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这与第二幕南后、靳尚策划阴谋时所表现的自私偏狭、卑鄙阴险等种种丑恶心理,形成强烈对比,为随之而来的剧烈冲突做好了准备。婵娟牺牲后,《桔颂》再次出现,首尾呼应。它象是始终回响在一部交响乐中的主旋律,反复出现,腾挪婉转,以强调剧本的主题——“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再譬如《雷电颂》,则被安排在全剧高潮的波峰浪巅,由主人公屈原独白。这不仅是刻划屈原典型性格的最重要的一笔,而且使剧本主题异常鲜明地突现出来。正如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时说过的那样:“那是郭老把自己胸中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忿恨,借屈原之口说出来的。《雷电颂》是郭老代表国统区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注:许涤新:《疾风知劲草——悼郭沫若同志》,1978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并可参阅张颖《雾重庆的文艺斗争》一文(收入1977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怀念敬爱的周总理》一书)〕其它如屈原吟咏的《九章》、《惜诵》译句,有助于表现诗人蒙受奇耻大辱之初的心情。钓者所唱的民歌《农民困在田间》,表现了劳动人民对饱吸人民膏血的统治阶级的不满。反复歌唱的《礼魂》,则表现了楚国人民对屈原的爱戴。正因为有这些精彩丰富的诗歌,自然而和谐地穿插在剧本中,才使剧本充溢着浓郁的诗意,具有更加感人的力量。

关于《屈原》的创作意图,郭沫若曾经讲过,是要“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是要“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注:郭沫若:《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1952年5月28日《人民日报》)。演出的实践表明,作者的这个目的达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屈原》开始在重庆上演,其反响之强烈,是以往历史剧演出时所未曾出现过的,“从进步方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的欢迎”(注:郭沫若:《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1952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尽管《屈原》后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禁演,但是《雷电颂》的声音仍然回响在整个山城,常常可以听到群众发出“爆炸了吧……”的怒吼声;“在当时起了显著的政治作用”(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屈原》不但是这一时期革命历史剧最辉煌的代表作,而且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郭沫若这时期的历史剧,除《屈原》以外,《棠棣之花》和《虎符》影响也很大。《棠棣之花》是在两幕剧《聂荧》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剧中所塑造的主人公聂政,不再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游侠”,作者赋予了他酷好正义、痛恨邪恶的品德和为民请命、舍己为人的精神;他应承严仲子之托,乘“孟东之会”的时机去刺杀侠累和韩哀侯,与他们“并没有私仇”,主要是由于恨他们“勇于私斗,怯于公仇”,“媚外求荣”,“使横暴的秦国愈加横暴起来”。作者希望国统区人民以聂政为“最好的榜样”,在抵抗外来侵略者的同时,也要严惩国内反动统治者,“高举起解放的大旗”,不惜用“鲜红的血液,迸发出自由之花!”《虎符》写成于《屈原》之后一个月。作者借“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成功地塑造了主持公道、维护正义的反侵略志士——信陵君的形象,塑造了有见识、重义气、贤淑而刚强的女性——如姬的形象。与此同时,作者还塑造了魏太妃这样一个贤明的母亲的形象,突出表现了她对信陵君、如姬的正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作者说:“有一次周恩来先生在我家里谈到这件事,他说我们东方人是赞美母亲的,何不从历史中选一位贤母亲写成剧本?我受了这个怂恿,也曾经考虑了一下,便率性无中生有地造出了信陵君之母。”(注:郭沫若:《〈虎符〉写作缘起》,收于《沫若文集》第三卷)

行路难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赏析:
《行路难》共三首,是李白天宝三年(744)因遭谗毁而离开长安时作的。这是其中的第一首。李白在这首诗中,以满腔的悲愤,深深的感叹着世路的艰难,从而抒发了他久久郁积于心的痛苦和忧伤。一向嗜酒成癖的诗人,面对这“金樽清酒”,竟然喝不进了,“玉盘珍羞”,也咽不下了,拔剑四顾,心意茫然。虽然壮志犹在,但是啊,欲渡黄河,冰已塞川;将登太行,雪又满山。人生世路,竟是这样难以逾越的艰难险阻。道路纵然如此崎岖,诗人也并没有就此意冷心灰,还是希望将来能有一天,象姜尚遇文王、伊尹见商汤那样,做出一番宏伟的事业。可是啊,“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这是怎样撕裂人心的一声呐喊。它深刻地揭示了一个有抱负的诗人,在那政治黑暗的封建时代,是怎样的欲罢不能而又前路茫茫啊。最后两句,虽然是以豪迈的气概,写出了对美好理想的憧憬,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渺茫的希望。现实与理想的深刻矛盾,构成了这首诗的基调,它支配着诗人在难以平静的感情的激流里,急剧地起伏跳荡,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形成了一种波澜壮阔的雄伟气势,扣人心弦。 这首诗语言高华,但又自然明畅,音节高亢,但又抑扬宛转。在短短的篇幅里,用了许多色彩浓重的字眼,化成了一个个鲜明突出的形象,如“金樽”、“玉盘”、“冰川”、“雪山”“碧溪”、“红日”、“云帆”“沧海”,把诗人的感情映衬得更加炽热而强烈。悲歌慷慨,于抑郁中冲出了奔放不羁的豪情,这正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的特点和感人力量。

玉阶怨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
赏析:
这是一首抒写宫女怨情的诗。在封建社会里,皇帝“后宫佳丽三千”,该有多少无辜的少女,长年被幽闭在深宫之中,度着那凄凉的岁月,遭受那难以忍受的折磨和摧残啊。李白在这首诗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她们的不幸生活,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诗的开头两句,写这位宫女久久伫立阶前,以致夜露浸湿了她的罗袜,冰凉冰凉的,这才把她惊醒。一个“侵”字,把宫女凝思忘情的痴呆形象,生动地烘托了出来。在这寂静的深夜里,这位宫女在凝思什么?一个孤独的少女,她该凝思什么,又能凝思什么啊。无限忧伤、抑郁和苦闷的心情,通过这十个字所描绘的形象,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当她意识到夜露侵肌,转身返回室内的时候,室内也同样是冰凉冰凉的。“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放下帘子,是为了挡住寒气的侵袭,可是透过疏帘,那明晃晃的秋月又正照射着,又该增添多少愁绪啊。她在那里呆呆地望着和她相伴的孤月,通宵不眠。这里没有正面着一怨字,而是通过形象本身的细节描写,抒发了宫女的深深怨情,正是这首诗的艺术特色。

清平调三首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任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赏析:
《清平调词》三首,是李白于天宝初年入长安供奉翰林时所作。李白到长安后,受到玄宗非常的礼遇。玄宗曾亲自“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李阳冰《草堂集序》)。把李白置于翰林院,赐以天马驹,宫中宴会,玄宗巡游,都让李白陪侍左右,真是直上青云。李白对唐玄宗的礼遇,以及当时的生活也是感到满意的,所以写了一些思想内容贫乏,歌咏宫廷生活的诗篇。这三首《清平调辞》,就是玄宗和杨贵妃在兴庆宫沉香亭前赏牡丹,李白奉命而作。 第一首是赞颂杨贵妃的美丽。起句连用两个比喻,一比杨贵妃的服饰,一比她的容貌姣美。通过两个贴切的比喻就把杨贵妃的形象勾画出来。次句进一步用牡丹花带露颜色更鲜艳,来形容杨贵的艳丽和光彩照人。第三句笔锋一转赞颂象杨贵妃那样的丽质和姿容,只能在神仙所居的“玉山”见到。结句更一层说明杨贵妃有如“瑶台”仙女,只应在皎洁的月光下于“瑶台”中相遇。全诗以妥贴的比喻,奇妙的想象竭力描绘、歌颂杨贵妃之美。 第二首写杨贵妃因貌美而得宠。首句以带露香艳的牡丹花来比杨贵妃,但又含有牡丹花承露,也好象杨贵妃受玄宗宠幸一样。次句用楚王和巫山神女相会的梦境,来衬托杨贵妃被玄宗宠爱之深。巫山神女和楚王只是梦中欢会,而现实中的杨贵妃则是“三千宠爱在一身”。最后两句又用赵飞燕受宠于汉成帝和杨贵妃相比,赞美杨贵妃远胜赵飞燕。这样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颂扬了杨贵妃,又突出了她备受恩宠。 第三首正面写玄宗对杨贵妃的无比宠爱。首句写玄宗和杨贵妃共赏牡丹,但诗人突出玄宗对名花和有“倾国”之美的杨贵妃的欢爱,同时还包含着只有“名花”才能和杨贵妃相配,只有“倾国”之色的杨贵妃才配得到玄宗宠幸之意。次句明确点出唐玄宗面对“名花”和“倾国”佳丽的欢悦惬意。第三句具体叙写只有名花与美人,能消除唐玄宗的春愁春恨。结句写赏牡丹的地点和唐玄宗倚着阑干欣赏的神态。 这三首诗反复歌咏杨贵妃的美丽和唐玄宗的宫廷生活,虽写得雍容华贵,但实际上表现了李白这一时期作为宫廷侍臣的庸俗方面。她的作品,《后汉书》载其《悲愤诗》二章,一为五言体,一为楚辞体。《悲愤诗》共百另八句,诗人用真切的笔法历述汉末战乱之苦,战争的罪恶,社会的混乱,百姓的颠沛流离,以及封建礼教的罪恶:
[汉季失权时,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

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计不详。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不顾邈冥冥,肝胆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囤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这种现实主义,史诗般地描述,既具汉魏古风而又过之。汉末诗歌中写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一样读来让人扼腕。紧接着诗人叙说没入匈奴后的思乡之情,以及全诗的主题部分,骨肉分离和自己是不是该归汉的犹疑: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终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缴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着皆嘘欷,行路亦呜咽。]

思乡之情溢于言表,拳拳的赤子心,但诗人还沉醉在重返故里的喜悦时,笔锋一转,“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又陷入骨肉分离的悲痛境地,十二年的屈辱之路铺成的怨情,结下的苦果:她想到自己生还之日,也是与两个亲生儿子诀别之时。

诗人将发自内心的恋子之情喷薄纸上,读来让人唏嘘,感人肺腑。最后一段,诗人倾诉了归汉后的感受和遭遇:[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吒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
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励。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悲愤诗》熔个人的痛苦遭遇,人民的苦难,异域的生活感受,母子分离的切肤之痛于一炉,言语质朴,全篇贯穿着“悲愤”之情绪,没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写出如此感人肺腑的的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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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0-02-19
江山代有李白出,独领风骚数年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二实验 四年 高小涵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701年出生在碎叶,5岁时家搬到四川。后来成为文采飞扬的大诗人,来到长安为皇帝唐玄宗和杨贵妃写诗,就是歌词。唐玄宗晚年只知道吃喝玩乐,不管国家大事,只让李白写诗。最后,刚正不阿的李白离开了皇宫,云游四海。762年去世。

才华横溢的李白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他写过许多好诗,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依天把剑观沧海,斜插芙蓉醉瑶台。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席卷英豪天下来……

李白诗云:安能摧看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不仅创作了好诗,而且斗酒诗百篇的李白还有伟大的人格,我们要向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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