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说明元代的权力有哪些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公元1273年，元军大举南下，不久灭宋。南宋旧疆尽归元朝版图，据《元史·地理志》说，当时元朝统辖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如此辽阔的地域，仅靠首都的中央机构及地方临时性行政机构来治理，便显得相当困难了。所以，“行省”开始演变为地方行政区域固定的官府名称。忽必烈灭宋前后，陆续设立河南、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辽阳、甘肃、云南、征东等十个“行省”。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又以原中央直辖的蒙古本部置“和林行省”。元仁宗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和林行省”改名为“岭北行省”。至此，元代十一“惺苯ㄖ频靡匀范ǎ貌槐洹J桓觥靶惺奔捌涫赘骄橙缦拢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治汴梁，统河南等12路7府1州。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治杭州，统杭州等30路1府2州。江西等处行中书省，治龙兴府、统龙兴等18路9州。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治鄂州，统鄂州等30路3府15安抚司3军13州。陕西等处行中书省，治京兆，统京兆等4路5府27州。四川等处行中书省，治成都，统成都等9路3府。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治辽阳路，统辽阳等7路1府。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治甘州，统甘州等7路2州。云南等处行中书省，治中庆路，统中庆等37路5府。征东等处行中书省，治王京，统耽罗等2府1司、庆尚等5道。岭北等处行中书省，治和宁路，统北边等处。以上十一个“行省”管辖着元王朝60％以上的国土。此外，邻近首都部分，包括大都等29路8州（即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以西之地）称为“腹里”，直属中书省管辖；吐蕃、畏兀儿地区，则分别归宣政院、大都护府统理。“行省”的官员设置，名称、品衔大都同中书省。据《元史·百官志七》说：“每省置丞相一员，从一品；平章二员，从一品；右丞一员，左丞一员，正二品；参知政事二员，从二品，甘肃、岭北二省各减一员；郎中二员，从五品，员外郎二员，从六品，都事二员，从七品；掾史、蒙古必阇赤、回回令史、通事、知印、宣使，各省设员有差。”其后怕地方权重，各“行省”多不设丞相。在十一个“行省”中唯有“征东等处行中书省”的建制较为奇特，它的权限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依附于元王朝之“属藩”高丽国；一是直接在元中央统治下的2府1司5道。其行省的丞相，元英宗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以后，例由高丽王兼领，并可自行选择官属。其下属行政机构与其他行省一致。“行省”的权力相当大，它负责处理境内政治、经济，诸如刑律诉讼，官吏迁转，赋税征收，甚至还包括带有军事性质的屯田、驿舗等。不少行省因辖境过大，元王朝只好又在离“行省”首府偏远地区以及边境地区设置“宣慰司”、“宣抚司”等官府。宣慰司、宣抚司是介于“行省”与“路、府、州”之间，起上传下达作用。《元史·百官志七》说：“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其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抚等使”。有时，它还可以代表“行省”，单独处理军政事务。元代“行省”界限的划分，并没有认真考虑过地理因素。例如归州，地处四川、河南二“行省”之间，却隶于并不与之连界的湖广“行省”；同是处于汉水上游汉中盆地的兴元路和沔州，却分属四川、陕西二“行省”。这样，就使后代在行政区划分方面不得不作很大的调整。所以，尽管明、清两代乃至于现代的“省”最早起源於元代的行省，但各省的界限却很少是元代的旧貌。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以后，农民起义的烽火遍及大江南北。元顺帝为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派出大量官员到地方主持军政。为了便于镇压农民起义军，元王朝陆续把原有的“行省”进行分置，如分河南行省，别置“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分湖广行省，别置“广西等处行中书省”等等。但是，这些“行省”、“分省”的设立对于延续元王朝的政权已无济于事，在农民军的沉重打击下，“雄都巨镇，诸侯王之所封，藩臣臬司之所治；高城浚隍，长戟强弩之所守，环辄碎之，鲜有固其国者”①。与此同时，在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里，“行省”也是地方最高的权力机构。如“汉”政权建立过江南、汴梁、陇蜀、江西四个行省；“宋”政权建立过江南、益都、淮安、辽阳、曹州五个行省。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忽必烈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蒙古达鲁花赤官早在成吉思汗时即已设置。窝阔台在各地设达鲁花赤，管理行政。元朝建国后，达鲁花赤在地方官中地位最高，但往往不实际管事，成为高居於地方官之上的特殊官员，因而被称为“监临官”。县以下又分乡、都，设里正、主首，负责催办钱粮，供应杂事。元朝政府还把五十家编为一社，社有社长，负责“教劝本社之人务勤农业”，实则是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元代在全部版图中，设11个行中书省，分辖185路、33府、359州、1，127县。

Answer 2

权力
第一，行省内部实行群官圆署和种族交参制，以成互相牵制、分权制衡之势。
正如赵天麟所说："今立行省于外，维持错综，众建其官，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可谓于审力之形矣" 。与元代其它官府类似，行省也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行省官员通常由左丞相、平章、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所掌行政、财赋、军事、刑名等庶政，采用圆署会议和专官提调相结合的方式处理。圆署会议即行省官员集体参与的会议，圆议结果要以与议者押署的形式成为某种定议。史称：行省所掌重要政务，"事从公议" ，而且常有"大事集议，众论不齐"及某些与议官员"尝有违言"等情况 。据说，行省长官具有一定的"画一之权" 。但行省官员内部的互相牵制掣肘，又随处可见。行省的军事权，专门由佩金虎符的丞相、平章等官提调。钱谷财赋，也由朝廷指定的一二名官员掌管。其他官员一般不得随意干预。有的甚至"出入不复关闻"长官 。另外，行省多名官员中，常常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交参任用。其长官又大抵是怯薛宿卫出身的蒙古人或色目人。就是说，行省机构的总体权力颇大，但由于群官议政和军事、财赋等专官提调，其处理各项庶政又是有所分工，互相配合、互相牵制的。每名行省官都不可能独立行使权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协助或制约。即使是提调军事和掌管财赋者，也需要与其他官员一起同署议政，更不能将军事、财赋二柄集于一身。官员的种族交参和怯薛出身等，又是元廷对行省长驭远控的特殊而有效的办法。

第二，行省辖区内宣慰司、路府州县、汉军万户府等仍然接受朝廷（吏部、枢密院）的任用、迁调、考课等管理。
如前所述，即使是湖广、四川、云南、福建等边远行省路以下官吏的铨调升用，也由朝廷三年一次遣使举行。这就保证了行省辖区的地方官吏受辖于国家、效忠于朝廷的职业官僚的基本属性。他们虽然在日常政务方面与行省发生着这样那样的节制与被节制的关系，但因其任用管理之权操于中央，故与行省的上述节制或统辖关系多半是公务性的，而非私人领属性的。此外，成宗朝前后，行省官朝觐述职和不定期迁调，朝廷遣官钩考、巡察等，或经常举行，或成为定制。这些均是行省难以自成体系和坐大称雄的重要原因。

第三，以行省为重要对象的地方监察，构成了监察行省、防范其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
江南、陕西行御史台的设置及其与二十二道廉访使司所构成的地方监察网络，是元代地方监察的创举。世祖末成宗初，行台监察御史和与行省同处一城的廉访司，相继取得了对行省官吏的奏劾、按问、刷卷等权力，而且有所成效 。换言之，元代行御史台及廉访司既注意了对一般地方官府的普遍监察，又把行省当做地方监察的重点对象。其结果，地方监察不仅发挥了整饬吏治，减轻官吏腐败的作用，而且充当了监督行省的有力工具。终元一代，行省与行御史台及廉访司大多处于某种程度的彼此对立、相互攻击的状态，正是上述机制的一种曲折反映。

第四，行省区划上的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格局。
秦汉以来，地力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这种安排无疑是自古以来区域性管理中"山河形便" 惯例的体现。然而，客观上又容易被地方长官当做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自元代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不惜打破自然地理界限，不顾区域经济联系，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如河南行省统辖黄河以南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但在黄河下游则以沂蒙山南麓为界与中书省直辖区"腹里"相邻，无险可守。又如，五岭地区被纵向切开，以江西、广东合为江西行省，湘、鄂、桂并入湖广行省，分设治所于南昌、武昌。于是，五岭不复为凭险割据的条件，又呈以北制南之势。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被划归陕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这种以北制南，各省北向门户洞开和人为实行形格势禁的政策，在汉地诸行省表现最为突出，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