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瑟缩在边宁的大衣里,脸靠在车窗上,想通过那一点点缝隙呼吸到外面的清新空气。车厢像一个密封的大罐子。厕所味,人们身上的汗臭味,温水泡出的方便面味以及廉价的烧鸡味,各种气味混合在一起,令人窒息。我已没有睡意。
边宁沉沉地进入梦乡。我第一次敢这样近的以审视的温柔的目光长久地看他,而大脑里一片空白。
整个冬天似乎都从那窗的一丝缝隙中涌了进来。我把大衣轻轻地披在边宁身上。任自己瑟瑟发抖。
而家乡正如我希望的那样渐行渐近了。
火车终于停在了我熟悉的那个小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在结束时却没有我所预料的那种欣喜。边宁替我买了回家的汽车票。坐在汽车里,我第一次觉得家乡的冬天竟这样寒冷,冷得我直想哭。
边宁微笑着挥了挥手,拉着行李箱走了。说好了,我假期给他打电话。
终于到家了,母亲在村口的小站台上接我,她又瘦了。我的脚像踩着棉花,头晕晕的,靠在母亲的肩上像受了多大的委屈。母亲说城里的大学生怎么还这样受苦,人瘦得没样了。我没有否认,却一句话也不想说。
母亲端来热乎乎的面条,而我所有的感觉却还在火车上,在冷寂里发抖。
突然对母亲说家里装个电话吧!
母亲一惊。
风吹榆树发出的大大的声响让我觉得家乡的冬天更冷。我瑟缩在屋内的一角,漫无目的地翻看小说,不知道漫长的冬天该如何度过。而小说里的爱情故事太过于浪漫缥缈。
母亲一天下来津津乐道的锅碗瓢盆四重奏让我感到现实生活是多么的单调。
冬天究竟怎样度过。
爱是一个深层的烦恼。
父亲这几天特忙,到处打听着绿豆的价格。母亲说:“要是绿豆有去年的价格,你们姐俩的学费就没问题了。”我觉得母亲的眼光就是农民的眼光,今天的日子也是昨天那样的日子。我说:“爸,卖了算了,中国入世了,粮食的价格不会再像往年那样高了。”父亲说:“就这是值钱的东西,政策怎么变也得给农民一条活路。”叔叔从镇里回来,说绿豆每市斤涨价二分。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老天爷会保佑农民的。”
我认为涨两毛还差不多,父亲种绿豆卖钱供我读书的确不容易。绿豆越来越不值钱,而我的学费越来越贵。
我看我的小说,不分昼夜,甚至不梳头不洗脸毫无走出家门的意思。母亲说:“夏天你舅你姑来,埋怨你考上大学也没去看看,给你准备的学费也没给,你寒假……”我明白母亲的意思,我也了解母亲的苦处,可我不想做一个乞讨者,我有我所谓的一个大学生的自尊,谁不知道谁的日子,爱给不给,干嘛那么虚伪。酷一把算了。
我一句话也不说,算是我的反抗。
母亲“屈服”了。
我的脸色渐渐好转,母亲觉得特别欣慰,好像我的瘦弱是她的过错与不称职。我心安理得地享受,体重迅速增加,想起在学校为减肥所受的苦,我拒绝这样优待自己。母亲显得很恐慌,可我怎么让母亲明白,对我来说,对一个准备去城市生活的女孩来说,苗条的身材甚至比健康更重要。
母亲左右为难,我真不想再以任何一种方式要求她。或许父亲说的对,女儿总要离开家。其实我一直在乎的只是自己的幸福,我怕欠父母的太多,我的骨子里装满了感激,我想的是未来如何偿还,我恐惧偿还。我不知道我是变世俗了还是成熟了。
我走出了农村,可我还没有进入农村外的城市。
天气渐渐暖和起来,我的视力明显下降,我丢开小说,父亲说:“去看看你大娘吧!”
大娘的身体远不如半年前,屋里也格外冷清,一点要过年的气氛也没有。三个哥也都没回来。大娘颤巍巍地给我倒了杯茶水,说墨水总算没白喝,考上大学也没忘了贫穷的大娘,不像儿子娶了媳妇总忘了娘。
我僵在那里,我不知道我拿什么来承担这份信任,在几分钟前我还没意识到我能给老人带来这样的感动。在如此简单的要求面前,我想我是过于虚伪了,我总想着轰轰烈烈地报答一回,却从未想过时间是否留给我机会。
我想我与我那个哥哥又有什么区别呢?在一个满是感激的老人面前,我竟完全傻了。
我第一次觉得我与现实生活竟然还有这样一段遥远的距离。
我不看小说了。
我到邻居家给边宁打电话,边宁不在。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幸亏他不在。
回到家里,我开始坐卧不宁,“为什么他不等我?他明知道我会给他打电话”。我刻意地在自我的否定与执著中用心地折磨,而又在这种折磨中痛苦地明白,这一切他永远不会明白,也永远不会知道。
陪母亲去镇上买东西,想不到我的呆气成全了小偷。母亲说我读书读傻了,担心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我也不明白,我这么善良的人小偷也不放过。回到家里,无聊透顶,打开电视,没有节目,才想起电视差转台坏了。我说:“难道村长书记都死了?”母亲说:“明年开春收地租时他们就活了。”
我不明白,生活怎么可以这样。
我叹了一口气,也许梦中的人生才最真实。
哥羡慕我读书,说女孩子像我这样真是有出息。每次放假回家也总到哥哥家里吃顿饭。哥嫂都没文化,是父母那样的农民,嫂子说将来我毕业当官了,别忘了让我的小侄女到城里给我当保姆。我知道哥盼望第三胎是个儿子,哥说没有儿子的日子没奔头,我能说什么呢?在朴实的疼我的哥面前,我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哥说靠他一双手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多一个孩子还多一个劳动力,我能告诉他这是对孩子的一种不负责吗?我能讲清楚现在城里的孩子与农村的孩子差距越来越大吗?我能让他明白当城里孩子弹钢琴学绘画时而农村孩子抹鼻涕玩泥巴是怎样一种人生差别吗?哥会说这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生活,黄土地就赋予他与他的儿女这样的命运。
那我的命运是谁赋予的呢?碗里的饭是苦涩的,而哥不知道。
我是村里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走出去的大学生,为此,我应该感谢父亲,感谢他给了我选择自己道路的机会。我甚至可以想起父亲第一次送我上学的情景,而转眼间竟十五年了。十五年后的今天,除了大学生活里的那别人无法理解的疲惫外,我并没有家乡人眼中所羡慕的那种骄傲。我想:如果我没有考上大学,我一定也会过着父母这种虽辛苦却也平静的生活;如果我没考上大学,我会如同哥哥姐姐那样认同父母给订的平凡的婚姻,我便不会如今天这样去否认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去怀疑爱情的存在,我会坦然接受命运安排的一切。
而我终究是脱离了那样的生活,很难说现在的生活究竟给了我什么,路就这样走下来,走过去。
我不知道我在这过程中遗失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这一夜,我失眠了。
而这与爱情无关。
风一直没有停,从晚上刮到早上,从早晨又一直刮到黄昏,昏天黑地。那墨竹的窗帘一直挂着,我没有拉开的愿望。我想那样便把风关在窗外,也便把整个喧嚣的冬天关在窗外了。
我蜷缩在小屋的一角,写我的日记,把幸福装扮得真实而温暖。
很晚了,母亲才回来。说对方的小孩老实、能干,是平常人家的,和表妹很般配。可表妹才十九岁啊!还不懂爱情就稀里糊涂地和别人订了婚,就失去了自由。我应该去阻止,可谁会在乎我的看法,甚至表妹也不会觉得我这样是爱她。没有爱情的婚姻,没有玫瑰的婚姻,我简直想都不敢想,在我眼中,这是多么悲哀与不幸啊!可母亲高兴,我也只好接受她的这种幸福。母亲说:“谁像你,二十好几的人了……”母亲看了看我的脸色,突然不说了。母亲第一次这样说我。既然我已经走出了这种生活,我的婚姻就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我不想家里人过问,我把爱情看得相当神圣。
或许我这样太过于苛求我的母亲,可母亲只爱我而不懂爱情,我不想让不懂爱情的人伤心。
吃早饭时,母亲一直看我,看我的表情。
我总不能如此苛刻。
我说我也可以先在农村订婚,总不能一辈子拖累父母……
母亲几乎用恳求的目光望着我。
想不到我的不沉默比沉默还有杀伤力。可我还是过于虚伪了,尤其是在父母面前,我竟然也是这样的罪恶,我这不是在逼迫父母吗?不如干脆说我根本就瞧不起农村的婚姻,我是一个大学生,不再是农村的孩子,快把他们的希望埋掉吧!
爱情的路上,我是我,他们是他们。
我悄悄地对母亲说:“别人家的婚礼少参加,我们家随的礼钱没有办法再随回来。”
我彻底毁了母亲甘愿为我操心的念头。我在心里解释说这是我爱母亲的方式。
绿豆突然落价了。据说商贩们也要回家过年。我说:“爸,这是商战策略,咱可别卖。”
母亲埋怨着父亲。
父亲又匆匆出去了,说总不能让我们姐弟扛着绿豆上学。
这个时候我无法抱怨生活,可我除了抱怨又能做些什么?
我自认为骨子里的那份骄傲与不一般也只是现实的一层包装而已。
生活给我的也只是生活自身,是我自己一直在祈求着装潢。
新年的气息在母亲整日为之忙碌的餐桌上渐渐地浓了。早饭还未吃完,母亲便问中午想吃什么,母亲说外面再好也不如家里的,我怎会不明白呢?当匆忙于都市辛辛苦苦用父母赚来的钱买到那一份早餐时,得到的也只是一种本能的需要,何曾有人真的挂念你的冷暖。可我又如何心安理得接受下去?在父母最辛苦最劳累的时候,他们甚至连一颗鸡蛋都舍不得吃,从我走的那一天起,便把一切都留给了我,等着我回来。我能不接受吗?我甚至不允许自己有一丝不在意的态度,我是他们的女儿,爱我在他们看来是种责任。贫困的生活增加了亲情的厚度,而我却在这种我无法承载的厚度里深深地窒息。在贫困的日子里,爱给我的不仅是感动,还有无助。
我很幸福,可我总笑不出声。
母亲削着干瘪的苹果。苹果尚如此,何况母亲呢?如果我再问母亲为什么不早些把苹果吃掉,那岂不是对母亲的一种伤害?
我看着这些“伤痕累累”的苹果,就像看到了母亲的心。
快乐与期盼写在孩子们的脸上,而我只能靠回忆来触摸这逝去的新年的感觉。
我的心满满的,不能多容下别人的一丝快乐。
我在我熟悉的故事里却越走越远。
东北人爱贴春联,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几乎都是红红绿绿的,父亲说那样才有过年的气氛。
我最喜欢贴春联。全家人一起动手,窗上、门上、井台上,甚至鸡舍、鸽子架上都贴上春联,我甚至在马的额头上,羊的角上都贴上“福”字,只要我能逮住的东西,这一天我愿意不厌其烦地做这一件事,我觉得这才是完满的幸福,幸福就是那种能让每个生命个体都能感受到幸福的那种感觉。
我伸出手,希望小鸟也会因我的祝福停留,可事实上我这又岂不全是为了自己?我自制着感动,自制着施舍,自谋自划也只是导演着自己的幸福。我怕自己不幸福?还是担心自己无法再继续原来的幸福?
旧的春联上面贴上新的春联。
我不禁要问:“明夕是何年?”
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鞭炮味,整个小山村都喧闹起来。母亲在厨房里煮年夜的饺子,我一个人看着春节联欢晚会,想不到我会这样平静。舞台显得太挤太满了,演员的衣服颜色也太艳了,好像所有的幸福都是点缀出来的,辉煌得没有滋味。我想是不是幸福太满溢了,把我惯的。
可我追求的幸福满溢了吗?我无法回答自己。
穿街走巷地去拜年在我来说总有一种夸耀的味道。村里人总以一种羡慕的眼光看我,可我反而胆战心惊,甚至目光都不敢离开地面。他们怎会清楚,他们眼中的不平凡的我其实是多么的平凡。
我不敢接受他们的恭维,我不敢在众目睽睽中拾起这种优越感,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对生存的那种不安与焦虑?我去哪寻求我的不平凡?我何曾有过不平凡?
生活处处与我作对,说他们羡慕我,不如说他们在痛苦地折磨我,让我丢不开梦幻又找不到现实。
我被悬挂在空中,在不安中挣扎着死去。
我终究没去给舅舅拜年。母亲说她也不勉强我,我知道我伤了母亲的心,她受不了别人说我把人情味丢了,可我放不下我所谓高傲的自尊。对于贫穷的我来说,亲情与乞讨在富贵面前被无情且无形地画上了等号,而在这等式里,我也终于看见大学对我的改变,我不知道这种改变是来源于一种自尊,还是源自过分的自卑。
我不想再剖析自己。
日子总该在平静中流淌,我也不想太为难自己。
夜里突被弟弟推醒,弟问我嚷啥,我的样子很傻,只说自己很少说梦话。边宁坐着火车走了,把我一个人扔在空荡荡的车站。他什么也没对我说,任我呼喊也只给我一个冷冷的远去的背影。耳膜里还震荡着火车远去的声音,那声声呼喊还令我抽搐不止。我披衣下床开始写日记。弟说我有病了,我也清楚一直以来我都病得不轻。日记里写满了他的名字,我不明白何苦深夜里还这样来摧残自己,让我的灵魂都无处躲藏。我们按着自己的轨迹走下去,那又岂不是更好?
梦如果是真的,那倒是一种最痛苦的解脱。
父亲说我不像一个大学生。我对着镜子照了好久,如果连父亲都过意不去,我不知道自己已丑到何种程度。母亲愧疚地说过年没给我增一件衣服。
我说人都丑到这分上,穿什么衣服都一样,那还真怕嫁不出去?
母亲说:“不要因为家而苦了你自己。”
我有那么体谅父母吗?我一直为自己的幸福而努力,何曾念过家?
我不愿走出家,我表现着对这个家的恋恋不舍。
我把房间打扫了一遍又一遍,把父母的衣服从衣柜里掏出来,洗好,叠好。
母亲任我折腾。
我神经质般竟充实起来。
离家的日子还是那样地近了。
母亲像打发出嫁的女儿那样为我准备了三天。
父亲把钱递给我。弟问我:“姐,觉得沉不?这可是咱家一半儿的小绿豆。”母亲说:“另一半儿给你留着呢。”可我留给父母的又是什么呢?是又一年的劳累与辛酸,我岂能不觉得沉?伯父来看我,塞给我皱巴巴的十元钱,邻居的婶子也送来了冬天新鲜的鸡蛋。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身边原来有这么多爱我的人,一直抱怨被爱压抑得太苦,也一直怀疑这样的爱里有一种企图,事实上是自己从未懂得,这种爱不需要语言,也永远没有语言。
我哭了,却不仅是因为感动,我终于明白这一切与我的大学学历无关。
父母执意要到站台送我。寒风刺骨。
母亲紧了紧我的围巾,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我要带走的东西。父亲说:“钱要是不够,就给家里写封信。”
车终于来了。
我上了汽车,没敢回头。
李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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