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01-11
至2004年6月底，国内基金业的规模已达到3000亿元左右，证券投资基金已成为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选择并持有基金从而参与证券市场成为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选择。由于目前基金销售的激烈竞争，各家基金公司在宣传自己业绩时往往片面地引用各种统计数据，同时由于相关法规的不完善，使投资人无法客观、专业地评价基金的运作水平。
基金绩效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到衡量绩效的客观有效的度量方法，也关系到基金绩效的持续性和业绩归因分析等多方面的因素。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在基金绩效评价方面的研究依然非常薄弱，不仅在理论研究上还基本停留在国外90年代的理论水平，在实证研究上也比较缺乏。
国外近几十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数量分析的方法被大量地引入基金绩效评价。随着现代金融理论的不断发展，基金绩效评价在理论研究的指导下进行了许多实证分析，而实证分析的结果又反过来对相关的金融理论和假设进行了验证。事实上，许多在金融投资理论界存在争议的假设依然能够在基金绩效评价的领域发现其踪迹。
国外对基金绩效评价研究有着长期的历史、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大量的实证研究，而我国目前还基本处在开始的阶段。这是因为证券投资基金在我国的时间较短，即使以90年代初期各地不规范设立的基金算起，也不过10余年的时间。若以1998年3月第一只封闭式基金成立算起也仅几年的时间。由于封闭式基金的基金规模并不随基金绩效发生变动，封闭式基金的发行长期处于超额认购的局面，加之持有人主要是通过封闭式基金的交易获取价差收益而不是通过净值增长获得资本利得，因此无论是治理公司、持有人、监管层和独立第三方对基金绩效评价的研究并不系统和深入。从2001年华安基金公司在中国市场发行了第一只开放式基金起，截至2005年12月28日，共有217只证券投资基金正式运作，其中开放式基金163只，封闭式基金54只。按照证监会11月底的统计数据，目前证券投资基金的净值规模已经达到5000亿元；共有52家基金治理公司，其中正式治理基金的是49家；与迅猛增长的基金市场相比，我国在基金绩效评价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方面还远远落在后面。
国外的绩效评价具有较长的历史。60年代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股票价格行为理论，奠定了现代基金评价理论的基石。非凡是Sharpe/Lintner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更是基金绩效评价的基础。Treynor、Sharpe和Jensen几乎同时分别提出了经过风险调整后的基金绩效评价方法，这才使绩效评价能够在同样的风险水平上进行比较。尽管他们在衡量风险的指标选取上有所不同。CPAM模型历史久远而且目前仍被广泛应用。不过这个理论也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例如，使用证券市场线来进行绩效评价是“不确定的”。使用这种方法来判定绩效有时会被视为“无望的”和“总体而言任何事情皆有可能。”
针对上述的批评，又有一些改进的指标被提出。例如信息率，即是改进的詹森指数，通过单位非系统风险的超常收益率对基金投资业绩进行评价。1997年诺奖得主FrancoModigliani和其孙女LeahModigliani把国债引入证券投资的实际资产组合，构建一个虚拟的资产组合，使其总风险等于市场组合的风险，通过比较虚拟资产组合与市场组合的平均收益率来评价基金业绩，该种方法被命名为M
2000年Muralidhar认为Sharp值、信息率、M2法不足以有效地进行组合构建和基金业绩排序，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组合和基准之间标准差的差异调整不够，并且忽略了“组合和基准的相关性”常导致错误排序和评价。鉴于此，Muralidhar提出了M3测度方法。Stutzer在损失厌恶理论基础上，假定投资者选择最大可能地回避风险，从而构建了一个新的评价指标，即衰减度，该指标最大的特点在于答应收益率收敛于各种分布。当收益率收敛于非正态分布式衰减度对于偏度和峰度敏感性较高，正偏度的基金风险趋小。
此外，证券选择和时机选择、业绩归因、绩效的持续性、基金风格、绩效评估的一致性、基准组合的有效性和资产配置分析等方面，也是国外近期基金绩效评价研究的热点。
Treynor＆Mazuy首次提出的二次方程模型可以用来检验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择时能力是指基金经理猜测风险资产的收益高于或低于无风险利率的能力。Heriksson＆Merton则提出在CPAM模型中增加一个二项式随机变量，称之为双β模型。Bhattacharya＆Pfleiderer对H-M模型的研究表明，经过他们改进后的模型可以判定基金经理是否正确地利用了正确的信息。Connor＆Korajczyk的研究表明在基金组合与市场收益率之间有协偏度时，T-M和H-M模型会得到错误的结论。Grinblatt＆Titman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PositivePeriodWeightingMeasure的模型，此模型通过计算期内各时期的超额收益率的加权收益率，给出了择股和择时能力的综合检验结果。此外，Chang＆Lewellen基于APT模型提出了一种新的检验方法。引入变量β1和β通过计算它们的差来判定资产治理人的择时能力。
Fama最早对基金绩效进行了归因分析，并提出了闻名的Fama模型。Fama的模型建立在CAPM模型有效的前提上，他将资产组合的超额收益率分为“选择回”和“风险回”两部分。Brinson，Hood＆Beebower提出的BHB模型则将资产组合与基准组合的差异归因于择时、择股和交互作用三类。但他们的研究结果也遭到了许多批评，如Hensel，Ezra＆Ilkiw，JohnNuttall等。
绩效的持续性是绩效评价的又一个主要研究方面。假如基金绩效是持续的，则绩效评价的结果对投资者而言是具有实际应用意义的。尽管关于绩效持续性的研究经常是相互矛盾的，不过近来众多的研究比较倾向于认为基金的绩效具有较为显著的持续性。如Brown＆Goetzmann认为基金“短期内”具有持续性。比较常用的检验方式有半期平均秩差检验法和交叉积比率法。半期平均秩差检验法是通过将基金按时间分为前后时间相等的两部份，并分别计算其秩。假如这两段的秩相等，则表明该基金的业绩在全部基金的排名保持稳定状态，其业绩具有长期的稳定性。CPR法是将一定时期内的基金绩效与所有基金的中位值相比较，将比较结果高者标为W，低于中位值者标为L。定义CPR=WWLL/。CPR的取值范围为，假如绩效的持续性越差，CPR值越接近0，反之若持续性越强，CPR值越接近正无穷。据Carhart的观点，短期的基金绩效的持续性应归咎于持有的好或差的股票，长期的持续性则是由于费率结构的设计不同。
基金的风格研究是对基金的投资和收益特点进行的研究。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和产品设计竞争的加剧，市场上逐渐出现了许多类型和风格差异的基金。因此基金的风格研究具有极大的实用性。基金风格研究的方法可以分为因素分析法和特征分析法。最早的风格研究方法是所谓的HBS法。这种方法通过对基金披露的全部持股信息进行分析而进行。缺点是无法有效地剔除“披露日修饰”行为。1992年夏普采用12因素模型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被称为RBS。RBS方法将基金收益分解为风格收益和选择收益。模型中因素的选取遵循排他、无遗漏和易于获得等原则。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各种因素模型出现。而特征分析法有MSB方法等。晨星风格箱法由闻名的晨星公司于1992年提出并于2002年进行了改进。它首先根据资产组合中各股票市值规模的大小将其分为大盘、中盘和小盘，再在划分的每个市值区间根据定义的算法计算其价值和成长得分，最后将其定位到基金风格箱里的不同位置。
GolloandLockwood对1983-1991期间更换了经理人的共同基金的业绩、风险及投资风格的改变进行了研究。当用公司规模、价值/成长重新对基金进行分类时，发现有多于65%的基金在改变治理之后投资风格也发生了改变。
绩效评估的一致性是研究和比较基金绩效评价的诸方法结果差异性的。不过该方面的研究一直比较少，国内目前还只有王聪对多重比较法等概念进行了一些介绍。评估一致性的检验方法主要有Spearman秩相关检验、Kendall协同检验和多重比较法等。Spearman秩相关检验方法是通过对两种绩效评估方法所形成秩序列的相关性，判定两方法是否一致。假如该两种方法的秩较小，则表明该两种方法对基金的评估具备一致性。Kendall协同检验是在相关系数检验法上发展的。其中Kendall协同系数定义为12S/m2n。W的取值范围在0和1之间。W的值越大，诸绩效评估方法具备越强的一致性。极端地，W取值1时说明所有的绩效评估方法结果完全相同。经过Kendall协同检验，具有一致性的基金可以通过多重比较法来进行总体业绩评估。
国内关于基金绩效评价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从已发表的文章和收集的资料来看，国内的研究还局限于对国外理论的介绍和实证研究，更多地是对某种单独的理论或角度进行研究，缺乏整体和系统的研究和缺少理论上的创新。
陈学荣通过Sharpe、Treynor和Jensen值进行了国内基金初步的绩效的实证研究。王志诚对中国证券市场特有的针对基金的新股配售政策的影响进行了讨论。王聪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国外的基金绩效评估方法。王霞在介绍国外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基金绩效评估体系。刘红忠等对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及其持续性进行了评价和分析。李博和吴世农研究了多因素模型在国内的应用。王庆仁等应用T-M模型和H-M模型进行了择时能力的实证研究。沈维涛等则应用风险调整指数法、T-M模型和H-M模型对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进行了实证研究。赵凯和巢洋研究了基金绩效的基准组合方面的问题。丁文恒、冯英浚和康宇虹将数据包络分析法引入了绩效评估领域。陈信元、张田余、陈冬华进行了预期股票收益的横截面多因素分析法的实证研究。江赛春研究了业绩指数法。薛继锐研究了效用函数法。何荣天较全面地介绍了基于风险和收益动态时变性的实证研究。程伟庆研究了MorningStar基金评级体系的缺陷。张戡、陈亮运用统计学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建立基金综合评价模型，对基金进行综合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