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宣传共产党的纲领，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党开始掌握部分革命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一次革命洗礼，为中国革命继续前进奠定了基础
内部意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团结，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陕北的红军主力和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分别于同年8月和10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和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在8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实行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建立了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行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等十二万五千余次对敌作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成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流砥柱，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空前壮大，成为决定中国政治前途的根本力量。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确保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权﹔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建立“三三制”政权﹐即在政权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它分子(代表中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大体各占三分之一。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执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与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从而克服了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反共摩擦﹐发展和壮大了人民抗日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对于外国
第二次国共合作无论在酝酿时期还是在合作期间，苏美等国都曾起过积极作用，并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以后由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使国共关系完全破裂。
早在酝酿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就指示中共应当同其他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苏联还从中斡旋，为谋求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努力。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各国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对事变采取不同的态度。苏联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美英法等国从需要中国牵制日本维护自身利益出发，也支持和平解决。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前提。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得到了广泛的国际援助和支持，最终形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长期得到苏美英等盟国的支持。
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两党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国民党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使两党关系几至破裂。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敢公开中止两党关系。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对维护国共合作关系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如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特使居里来华对国共关系进行调解，希望两党能团结抗日，居里在重庆与蒋介石和周恩来分别会谈，并向蒋声言："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获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 。以此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其改善国共关系。
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此之后，1944年6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华与蒋会谈，调解国共两党关系，华莱士说："罗斯福总统曾经谈到中国共产党。罗斯福总统认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他们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罗斯福总统表示，如果双方不能够一致，他们可以'找一个朋友来'，并且表示他可以充当那个朋友"。蒋介石说美国"不了解共产党对中国政府所构成的威胁，并且过高估计了共产党抗日的作用，" 并提出要政治解决之。可见蒋介石并不是真诚同共产党合作，由于美国的强大压力，使得蒋不能不作出一些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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