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伦敦《金融时报》的工业记者，我一直希望亲眼看一看在中国从事制造的企业，包括外企和中国本地企业。在中国经营制造业，果真像我读到的文章中所描写的那么容易吗？这些公司主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作为伦敦《金融时报》的工业记者，我一直希望亲眼看一看在中国从事制造的企业，包括外企和中国本地企业。在我踏上为期两周，雄心勃勃的中国之行前，我阅读了大量文章，它们都讲到制造业在中国如何高速发展。同时我也看到，由于全球竞争和经济疲软，主要高薪国家(美国、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制造企业日子如何越过越艰难。那么以中国为基地的企业经营得有多好呢？在中国经营制造业，果真像我读到的文章中所描写的那么容易吗？这些公司主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这些都是我想着手解答的一些问题。
近8年我一直担任《金融时报》全球工业记者，多亏了这种身份，我对全世界几百个制造公司的高层人物相当熟识。于是我开始用电话和电子邮件联系其中的一些人，看能不能去参观他们在中国的业务。我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帮助，主要是安排我与他们公司在中国的高级执行官会面，同时提供参观其工厂的机会。我希望在每一次访问中，他们都尽可能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中国分公司的状况。我希望他们在可以披露的范围内尽量向我提供信息，让我了解在中国从事制造业的成本、他们在招收员工和销售方面的困难、业务发展的主要机会，以及可能妨碍正常事务的各种障碍。我也非常希望尽量与各类产品制造商交谈，从汽车制造公司到电脑制造公司。
中国工业革命系列: 第一篇
就这样，在我从办公室发出的大约1000封电子邮件帮助下，我在伦敦的办公桌上为中国之行拟定了计划，计划囊括了中国最大的几个制造业中心。这次行程中，我总共参观和采访了在中国各地经营的25家公司。其中5家是日本公司，另有5家的业主是中国人(包括两家总部设在香港的公司)； 德国或英国分别有4家公司；美国和荷兰分别有2家；其余3家分别为意大利、瑞士和法国公司。我参观的公司涉及各个工业领域和各种经营规模。它们当中有一些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公司，例如德国的大型工业集团西门子公司，全球最大建筑机械制造商美国卡特彼勒(Caterpillar)公司，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全球最大电气工程企业之一瑞士ABB公司，中国最大钢厂及全球钢铁制造业10强之一宝钢，以液晶显示屏和微波炉等各类产品著称的日本电子产品厂商夏普公司。在我的采访单的另一端，则是一些很小的公司，例如英国的工业控制设备制造厂商Domnick Hunter公司，香港的工业产品模具生产商精英制模有限公司(Ace Mold)，以及日本的电气工业专用电容器生产商尼吉康(Nichicon)。
这趟旅行经过了上海、北京、无锡、厦门，以及深圳和香港周围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连同我从中国回来之后的补充采访(主要对象是我当时未能访问的公司，再加上一些咨询顾问和商业分析师)，我总共进行了大约80次采访，采访对象都与中国的制造业有关。我在这些采访中的发现，目前正在FT.com上连载，欢迎您阅读这些文章。
中国工业革命系列: 第二篇
小仗不断：外国企业在中国办合资
我很幸运，中国有许多人能说英语(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员工)，这样我交流起来就容易多了，因为我只会说英语。有时候当然也需要翻译，尤其是在日本公司，很少能找到能说英语的人。在中国你会发现商业世界多么广泛地将英语当作国际通用语言，这一点在中国比在其它国家更为明显。
通过采访，再加上其它场合与商界人士的交谈，我发现，假如你只是从报纸的大标题上看到全球制造业如何大批移师中国的话，你不会了解在中国经营制造业的个中艰辛。无论是招募称职的员工(特别是工程师)，还是保障精密的零件和设备供给，都存在巨大的困难。
中国工业革命系列：第三篇
高水平零部件供应商的缺乏
中国的官僚作风经常阻碍公司的顺利运作。譬如，我听说许多跨国公司发现很难在中国各地开设和关闭办事处，也很难将员工连同办事处一起迁移，因为这类行动都需要获得当地政府的许可。虽然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近年来已经大为松动，但是人们仍感觉到中国的政界人物对中国发生的事情管得很严。如果你是一家无关紧要的小公司，你就更不敢站到官僚机构的对立面了，这会使那些制造业的公司处境变得很复杂。在中国的某些地区，生活质量还有待提高。例如在很多城市，空气污染便是一个大问题。
至于外国公司，不论在什么地点，如果想与所在国很好地交融在一起并取得最好的业绩，就需要具备一些综合特点。德国人似乎在中国具有若干突出的优势。他们有高质量的技术传统。德国人通常都是不错的旅行家，不论在哪个国家安顿下来都很能适应当地环境。在另一方面，他们的行为有几分刻板，这或许对他们是不利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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