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投资收益汇出与潜在国际收支危机的理论及经验分析3
人们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优质的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很有帮助，提倡外商直接投资多多益善。然而，研究发现由于投资收益的汇出外商直接投资将导致东道国经常项目逆差，进而可能诱发国际收支危机。几次金融危机的经验也佐证了这一观点。中国的现实情况潜藏着这种风险，值得引起警惕。
（世经评论·北京）四、中国的情况
（一）中国引进FDI和对外FDI比较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FDI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FDI的引进首先是弥补了国内资本的不足，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溢出效应”它的载体跨国公司为东道国带来了更好的制度、技术和管理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这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初衷。事实上，FDI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表3 1992~2003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引进FDI和对外FDI比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外国在华FDI 中国在外FDI
1992 111．6 40．0
1993 275．2 44．0
1994 337．9 20．0
1995 377．4 20．0
1996 423．5 21．1
1997 452．8 27．2
1998 454．6 28．2
1999 404．1 23．8
2000 407．7 22．4
2001 468．5 70．9
2002 527．4 28．5
2003 535．1 18．5
合计 4775．8 364．6
说明：外国在华FDI指贷方数据，中国在外FDI指借方数据。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http://www.safe.gov.cn/Statistics/BOP_(1992-2003).htm
中国从1993年以来引进FDI的数量已连续11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03年中国超过美国蝉联世界第一大FDI引进国。截止到2004年7月底，外商在华投资累计设立企业49万余家，实际投入的金额近540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目很小，中国商务部与国家统计局2004年9月7日正式发布的《200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显示，截至2003年，中国3439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净额为334亿美元。即使按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的中国累计海外投资达350亿美元计算，也只相当于日本的1%，美国的0．5%，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0．15%。统计显示，发达国家吸收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比较均衡，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为1?s1．14，而发展中国家为1?s0．13。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1992~2003年间外商在华FDI总额为4776亿美元，中国对外FDI总额为365亿美元（见表3），两者的比例仅为1?s0．08。
（二）FDI与中国经济发展：国际收支视角
1．FDI在中国的发展模式。通过考察不同时期代表性地区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从中找出回答。中国引进FDI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1）改革开放初期至80年代末；（2）90年代以来至今。不同阶段的代表地区分别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有的称之为“广东模式”和“上海模式”（卢荻，2003）。广东模式结合中国的资源禀赋优势以出口导向和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因而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比如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出口在90年代中期以来成功的实现并保持了顺差（见表4），但是劳动生产率很低，并可能创造出“低技术陷阱”。上海模式以进口替代和资本深化为特征，一定程度违背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从而恶化了资源配置但是它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比较两种模式，从促进区域发展和全国经济发展的场层面来讲，上海模式更具优越性。问题是这两种模式的贸易条件都出现了持续恶化。资料显示，1993~2000年中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了13%。而且上海模式还存在着严重的可持续性问题，因为有关外商投资企业90年代初以来持续出现了巨额的外贸逆差（见表4），这种持续性意味着逆差可能是结构性而非过渡性的，对国际收支平衡不利，也有可能掉进“外债陷阱”使经济遭受重大打击。
2．与国内资本被挤出。我们知道中国并不缺乏资金，中国的银行里有巨额的存款，但是外资却源源不断的流进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许多人认为，由于FDI有政策、技术和管理等有利因素，在与国内资本竞争过程中处于有利位置，因此把国内资本“挤出”和“边缘化”了，从而出现了外资持续流入、内资不见动静的局面。如果真像里斯（Reis，2001）所言产生了“创造性破坏”，FDI挤出了国内资本，控制了本国市场，抑制了本国企业和产业的成长，则无疑会对我国的贸易项目和投资收益项目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进而威胁到中国国际收支的整体平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在中国市场上还真有点迹象，表现在国有企业因机制障碍越来越难以适应竞争加剧的形势而日趋萎缩，以及“国退洋进”的盛行。
表4 1992~2003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出口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广东模式差额 上海模式差额
1992 -32 -21
1993 -54 -38
1994 -55 -37
1995 -17 -51
1996 4 -60
1997 41 -34
1998 75 -24
1999 55 -19
2000 70 -62
2001 101 -58
2002 97 -81
2003 161 -141
合计 446 -626
说明：广东模式为广东省数据；上海模式为上海市加上江苏省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3．FDI企业里中外方的利润分配。长期以来，中国为了引进FDI，实行了种种优惠政策，包括减免税等，不少地方为吸引外商到本地投资竞相降低土地等要素价格。相反，外商普遍掌握着技术设备和原材料进口权，并控制了关键技术、品牌和产品在国外销售网络，以较高的价格大量进口国外要素，以较低的价格出口产品，从而将一部分增加值转移到资本输出国。特别是一些跨国公司，通过境内外子公司之间的内部定价，达到转移收益的目的。从1993~2001年中国工业部门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增加值分配情况来看，平均起来外方所得（占50．7%）超过了中方所得（占49．3%）。拿中国汽车工业来看，业内人士估算，从车型引进、生产设备采购到零部件采购，合资外方往往能赚取全部利润的80%还多。这种有利于外资的利润分配无疑会给我国国际收支带来负面影响。
（三）FDI对中国国际收支的潜在危险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之间长期严重失衡，吸引外资的规模远远超过对外投资的规模（见表3）。中国输出资本的主要方式是购买美国国库券。美国国库券虽然安全但收益率低，只为3%左右，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投资回报率为13~14%左右。这两者收益的差距很大。这些都使得投资利润流出大于投资利润流入进而导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投资收益项目出现逆差。1993年以来我国投资收益账户一直都为逆差，且逆差数额在迅速增大，1995年以来每年已达100多亿美元，2001年竟高达约200亿美元。由于外资企业投资收益的支出越来越大，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贸易顺差的增量，使得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比贸易项目顺差要少得多。投资收益逆差占贸易账户顺差的比重很高，大多在30%以上，其中1995年和1996年更是超过了60%，1993~2003年间投资收益账户逆差总共冲抵了42%的贸易顺差（见表5）。换言之，我们用贸易净收入的近一半支付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净收益。
表5 中国1993~2003年投资收益、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概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经常项目 贸易差额（B） 投资收益差（A） A/B（%）
1993 -119．0 -106．5 -12．8 -
1994 76．6 72．9 -10．4 14．27
1995 16．2 180．5 -117．7 65．21
1996 72．4 195．4 -124．4 63．66
1997 297．2 462．2 -159．2 34．44
1998 293．2 466．1 -166．4 35．7
1999 156．7 362．1 -179．7 49．63
2000 205．2 344．7 -146．7 42．56
2001 174．1 340．2 -191．7 56．35
2002 354．2 441．7 -149．5 33．85
2003 458．7 446．5 -78．4 17．56
合计 1985．5 3205．8 1331．9 41．55
说明：正数为顺差，负数为逆差。
资料来源：同表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为13~14%左右。目前我国境内FDI总规模已达5000亿美元，即使按10%的年回报率来计算，那么外商在我国的年投资收益约为500多亿美元，如果外国投资者每年把利润收入汇回去，中国为了保持经常项目平衡就必须每年有约5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近两年贸易顺差往往只为300~400亿美元（见表5）。仅凭借贸易出口赚回的外汇去满足外商汇出利润的要求已经办不到了，只能依靠资本账户下的资本流入才能解决外商利润汇出的需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值得“安慰”的是，外国投资者目前把大部分利润留在了中国用于再投资（记在资本项目的直接投资下的贷方）。也就是说，近年来FDI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利润再投资，且其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比如2002年投资收益汇出为150亿，而2003年收益汇出只为79亿美元，这意味着更多的被用于再投资）。但是，资本的根本目的在于赚取利润，利润的汇出是必然的，FDI肯定有一个先期资本流入和后期资本流出的问题。利润再投资并没有改变这一问题的实质，只是推迟了利润汇出的时间而已，这可能使利润的汇出越来越集中，数额越来越大。当积累到一定规模时，如果受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或外部突然冲击，外商投资收益集中汇出，出现国际收支严重失衡，从而导致危机。
如果贸易差额能够弥补投资收益逆差，如卡莱斯基模型所描述的，将不会产生对新流入资本的需求。反之，就有可能出现经常账户的逆差，从而导致对资本与金融项目更多的资本流入的需求。事实上，我国的经常账户面临着许多困难，随着进口自由化的实现以及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对能源、原材料和投资设备的进口需求将日趋旺盛。2004年第一季度全国进出口逆差84．4亿美元，1~6月全国进出口逆差68．2亿美元，2004年1~7月全国进出口累计逆差48．8亿美元。由此可见，用贸易顺差为投资收益融资，从而保持经常账户顺差的格局存在很大的困难。因此，在中国实现贸易自由化后进口激增、出口因部分国内企业破产而增长放慢，以及大量外资持续涌入的情况下，经常项目转为逆差很可能会成为现实，到那时只能用资本项目的顺差、甚至外汇储备来加以弥补。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当全国一切生产劳动的果实都被迫用于偿还外资外债的利润收益时，经济依附的格局也就形成了。
五、建议
从数量关系上来看，如果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顺差能够弥补外资在华收益的汇出，那么就如卡莱斯基模型所描述的不会发生国际收支危机；或者，如果我国在国外的投资收益有很大，以至能抵消在华外资收益的汇出，那也就不会发生收支危机。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提升贸易项目以改善经常项目，另一方面要坚持“走出去”战略，适当加大对外直接投资。
1．引进FDI要以增强我国产业竞争力改善未来经常项目平衡为出发点。虽然有人认为，赤字对于中国来说是合适的，在引进足够多的资本来为经常账户逆差融资没有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应该追求一个占GDP的1%经常账户逆差的目标，从而使中国达到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我们应该清楚，尽管当前世界资本交易额远超过实体经济的需要，但是经常账户在金融危机防范过程中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良好的经常账户状况不仅可以对外国资本的信心产生正面作用，而且也是防范危机的最后保障。东南亚国家尽管保持了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仍不可避免地出现金融危机，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要素投入的基础之上的，技术创新几乎没有，而要素的使用效率低下，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因此，需要注意如何通过资本引进来提高产业和国家的竞争力，从根本上改善国家未来的经常账户平衡，而非仅仅考虑数量上引进了多少外资。应该着重研究如何促进外资与中国企业的融合，加强外资企业与我国企业的后向联系，扩大其产业关联效应，在合作与竞争中推动我国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2．以我为主，加强对FDI企业发展的导向和管理。东南亚金融危机引起人们反思外资和外贸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一致认为，一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离不开国内企业和产业的强大。因此，引进FDI要以我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升级为基点来考虑，按照国际市场需求和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来引导外资的投向。注意借助外资来推动国内企业改善治理结构、增加透明度、提高国际竞争力以及推动国内市场的发展等。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减少并逐步取消各种政策优惠，让内外资企业得到同等待遇，鼓励国内私人资本在同样的舞台上与外资实行公平竞争。
3．以外债对待FDI并将其纳入国家外债监控范围。FDI与对外举债无本质区别，虽不用付息，但要允许投资方汇回利润。换言之，今天中国GDP的高速增长要以未来中国GNP的低速增长作代价的。盲目的不计成本的引进FDI将给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FDI绝不是越多越好，因为是外债就有一个债务承受范围，并需要对它加以监控。此外，要设法解决外商投资企业向外转移收益的行为，提高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分配中的中方收益份额。
4．坚持“走出去”战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大小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是造成投资收益巨额逆差的主要原因，相应地，扩大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就是减少这一差额的有效办法之一。前已述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太小，即使按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的中国累计海外投资达350亿美元计算，也只相当于美国的0．5%，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0．15%。这与我国的综合国力不相称。在国际经济日益一体化的背景下，企业亟需利用全球各种有利的资源和市场，开展国际分工与合作，即在“请进来”的同时，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上海财大金融学院，段军山，毛中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