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勤。七十年代，在中国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乡），有一名中学女生叫张玉勤，她在一次外语考试中，在答卷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作中国人！张铁生，白卷英雄，没有当到教育部长，当到铁岭农学院党委书记。他是引用的。
扩展资料：
1974年1月，江青从《人民日报》看到这个材料后声称“我要控诉”，王洪文也讲“对马振扶公社中学的负责人要判重刑”。1974年1月19日，江青派迟群、谢静宜调查此事。197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现场调查报告”的文件（即中发[1974]5号文件）。
把这件事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随即，文件要求“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情况上报，各地区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情况”。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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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0-03-08
36年前，一个15岁少女的自杀把偏僻小镇马振扶推到了风口浪尖。36年后的今天，“马振扶事件”的主角之一依然安静地生活在小镇上，并影响着小镇的教育事业——
烈日炎炎的7月，汽车在曲折起伏的唐河县乡间公路上一路颠簸着驶向桐柏山余脉深处，在山里面，一个叫马振扶的偏僻小镇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36年前，一个15岁少女的自杀把这个偏僻小镇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全国人民的视线焦点。
时间回溯到1973年7月的马振扶中学，初二女生张玉勤在一场英语考试中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杨天成的批评教育，几天后跳河自杀。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这一事件被“四人帮”定性为“修正主义在教育上的复辟”，班主任杨天成、校长罗长奇被“四人帮”揪住不放，批斗判刑，马振扶中学所在的唐河县掀起了一股“批林批孔批罗杨”的浪潮，280余人遭到批斗。最终事件带来的影响蔓延至全国，一批忠于职守、热心教育事业的中小学教师被打成“复辟”典型，或下放、或撤职、或开除公职，甚至被判刑。这就是著名的“马振扶事件”。
36年过去了，“马振扶事件”的受害者早已在1977年得到平反，一些当年的经历者也早已找不到踪影。当人们都不愿意再去回忆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时，事件的主角之一、72岁的杨天成老人依然安静地生活在这个小镇上。36年前，因为教育，他成为焦点，受尽磨难，苦不堪言；36年后，虽然早已退休，他依然深深地影响着马振扶的教育事业，三个儿子、一个儿媳都是老师，“教书世家”的美名传遍乡里。
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
马振扶乡街道旁的一条小胡同里，坐落着一个独门小院，杨天成老人与老伴儿就住在这里。院子不大，栽满了花草、蔬菜和果树。走进小院，只见枣树下摆放着一张小桌子，老人正戴着老花镜，用红笔在一本《资治通鉴》上认真地批注着，旁边放着两本泛黄的字典。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使老人与书早已难解难分，看书看报成了他退休后每天的必修课。老人深居简出，除了每天早晨必需的晨跑、看电视新闻外，看书就几乎成了生活的全部。“这些都是我年轻时买的书，现在没事了就想好好看看。”老人说，下一步准备看《史记》。
老人又拿出一本《宋词鉴赏》，翻开一看，只见密密麻麻全是红笔小字，有的是生僻字的翻译，有的是自己的心得体会，字迹工工整整。在这本老人用了3年时间才看完的书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发黄的小红本，上面用圆珠笔工工整整地写着英语音标，后面括弧里写着汉字发音。当年就是因为英语，老人才遭受了无妄之灾，所以这个发现多多少少令我们感到一丝惊异和困惑。
只有重回旧地才能重拾尊严，原来，出狱后，老人不顾亲友劝阻，又回到马振扶中学教书。随后的几年，老人的四个儿子也先后登上了马振扶中学的讲台，父子同台育人一时成为当地佳话。如今，老人的长子杨峰转行在唐河县工行做外汇，其他三个儿子杨书伟、杨书峦、杨书民及儿媳刘汉坤仍在马振扶教书。
对于孩子们从事这个曾经让自己很受伤的职业，杨天成毫不介意，甚至有些自豪，“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四人帮’不让我教书，正说明教育的重要性，所以我偏要教好。”杨天成说，娃儿们想要教书的确有赌气的想法，但这条路完全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儿子把父亲“赶”下讲台
父子虽然同台教书，教学方法却大相径庭。杨天成1997年退休，1998年被学校返聘任政治教师，但是上了一段时间的课，就被小儿子杨书民“赶”下讲台。原来，杨天成的教学方法在接受新式教学方法的小儿子杨书民眼里，早已成为古董。“老整家儿不沾闲”，听了父亲讲的政治课，小儿子反过来教育起了老子。
“他们现在都是启发式教学，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让学生自己利用。”杨天成说，“不像我们，生怕学生学得少，填鸭式地满堂灌输。”在这点上，杨天成倒有点佩服儿子。“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杨天成说，“从前教书时，农村教师资源稀缺，好多中小学老师都是身兼多职。”过去马振扶贫穷偏僻，交通不便，别人都不愿意到这里来教书，一个老师教好几门课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不像现在这么专业。
现在杨天成每天晚上必看《新闻联播》，了解国情和新政策。“那时候流行的是‘洋奴哲学’。”杨天成说，“学习国外的东西就是崇洋媚外，就是不爱国。我们那一代人生不逢时，在国家底儿最寒的时候知识没地方用，不像现在，国家强大了，在国际上交流也多了，要是不学英语，我们不但没办法把国外的先进东西引进来，也很难让外国人了解我们。”
5岁的小孙女上幼儿园就开始学英语，放学回家就拉着爷爷盘学问：“苹果用英语怎么说？”面对小孙女的提问，杨天成应付不了，因为在他那个年代学英语都是先学字母，再学音标，最后学单词的意思。“现在的小孩儿从小就学英语，什么香蕉、梨、苹果……用英语说得很溜。”杨天成脸上满是欣喜，看得出来老人很以孙女为骄傲。
干教育就要干好
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下午3点多见到杨天成的三儿子杨书峦，他在学校接受了6个小时的培训，听说我们来了，便匆匆从学校赶回来。
1990年毕业开始从教至今19年，杨书峦的职称仍然是小教一级。不过，对于这个他并不在意，平时还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19年的教书生涯中，杨书峦的业绩一直很突出：今年刚被评为唐河县优秀教师，所带班级8门课中有7门课在年级评比中位列第一名，他还编著了内部练习教材。提到这些成绩时，杨书峦憨憨地说：“这没啥！”杨书峦虽然讷于言辞，却和父亲一样是一个极为负责任的老师，经常给学生家长打电话沟通，也经常去学生家中家访。
“不管是造氢弹、子弹、原子弹，都离不开教师，离不开教育。”杨天成至今不后悔从事教育事业。他说，现在教育条件这么好，干教育就要干好。杨天成在马振扶中学先后教过语文、英语、政治。当我们问到他对于人生的起伏有什么评价的时候，他沉思了一会儿，坚定地说：“无怨无悔！”
实际上，当年的马振扶中学已经改成了小学，现在有6个年级。原来的中学变成了马振扶二中，是1997年靠乡政府、百姓集资300万元建起来的，占地40亩，有12个班、600余名学生、40余名教师。
据马振扶二中化学老师汪华甫介绍，现在学校的教学手段都实现了现代化，2006年国家又拨款配置了多媒体教室，开设了信息课。老师跟以前相比也趋于年轻化，学历上也有了更高要求……
有人曾说，唐河县以前靠两个人出了名，一个是冯友兰，另一个就是张玉勤，前者是教育的受益者，后者则是教育的受害者。如今的唐河又一次以她实实在在的发展为人所知：“全国粮食生产三十强县”、“栀子之乡”、“新兴镍都”等光环让这个有着130万人口的农业县再一次引起了世人的注目。而这些，都与教育的飞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有千万个像杨天成这样的老师、像杨家这样的教书世家的辛勤努力，才将“读书无用论”彻底抛入历史的深渊。当年的“白卷英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如今的中国正以大踏步的姿态行走在开放的大道上。“不管是造氢弹、子弹、原子弹，都离不开教师，离不开教育。”杨天成的这句话回响在耳边，告诉我们，只要心火不熄，教育就不会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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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炎炎的7月，汽车在曲折起伏的唐河县乡间公路上一路颠簸着驶向桐柏山余脉深处，在山里面，一个叫马振扶的偏僻小镇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36年前，一个15岁少女的自杀把这个偏僻小镇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全国人民的视线焦点。
时间回溯到1973年7月的马振扶中学，初二女生张玉勤在一场英语考试中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杨天成的批评教育，几天后跳河自杀。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这一事件被“四人帮”定性为“修正主义在教育上的复辟”，班主任杨天成、校长罗长奇被“四人帮”揪住不放，批斗判刑，马振扶中学所在的唐河县掀起了一股“批林批孔批罗杨”的浪潮，280余人遭到批斗。最终事件带来的影响蔓延至全国，一批忠于职守、热心教育事业的中小学教师被打成“复辟”典型，或下放、或撤职、或开除公职，甚至被判刑。这就是著名的“马振扶事件”。
36年过去了，“马振扶事件”的受害者早已在1977年得到平反，一些当年的经历者也早已找不到踪影。当人们都不愿意再去回忆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时，事件的主角之一、72岁的杨天成老人依然安静地生活在这个小镇上。36年前，因为教育，他成为焦点，受尽磨难，苦不堪言；36年后，虽然早已退休，他依然深深地影响着马振扶的教育事业，三个儿子、一个儿媳都是老师，“教书世家”的美名传遍乡里。
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
马振扶乡街道旁的一条小胡同里，坐落着一个独门小院，杨天成老人与老伴儿就住在这里。院子不大，栽满了花草、蔬菜和果树。走进小院，只见枣树下摆放着一张小桌子，老人正戴着老花镜，用红笔在一本《资治通鉴》上认真地批注着，旁边放着两本泛黄的字典。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使老人与书早已难解难分，看书看报成了他退休后每天的必修课。老人深居简出，除了每天早晨必需的晨跑、看电视新闻外，看书就几乎成了生活的全部。“这些都是我年轻时买的书，现在没事了就想好好看看。”老人说，下一步准备看《史记》。
老人又拿出一本《宋词鉴赏》，翻开一看，只见密密麻麻全是红笔小字，有的是生僻字的翻译，有的是自己的心得体会，字迹工工整整。在这本老人用了3年时间才看完的书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发黄的小红本，上面用圆珠笔工工整整地写着英语音标，后面括弧里写着汉字发音。当年就是因为英语，老人才遭受了无妄之灾，所以这个发现多多少少令我们感到一丝惊异和困惑。
只有重回旧地才能重拾尊严，原来，出狱后，老人不顾亲友劝阻，又回到马振扶中学教书。随后的几年，老人的四个儿子也先后登上了马振扶中学的讲台，父子同台育人一时成为当地佳话。如今，老人的长子杨峰转行在唐河县工行做外汇，其他三个儿子杨书伟、杨书峦、杨书民及儿媳刘汉坤仍在马振扶教书。
对于孩子们从事这个曾经让自己很受伤的职业，杨天成毫不介意，甚至有些自豪，“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四人帮’不让我教书，正说明教育的重要性，所以我偏要教好。”杨天成说，娃儿们想要教书的确有赌气的想法，但这条路完全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儿子把父亲“赶”下讲台
父子虽然同台教书，教学方法却大相径庭。杨天成1997年退休，1998年被学校返聘任政治教师，但是上了一段时间的课，就被小儿子杨书民“赶”下讲台。原来，杨天成的教学方法在接受新式教学方法的小儿子杨书民眼里，早已成为古董。“老整家儿不沾闲”，听了父亲讲的政治课，小儿子反过来教育起了老子。
“他们现在都是启发式教学，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让学生自己利用。”杨天成说，“不像我们，生怕学生学得少，填鸭式地满堂灌输。”在这点上，杨天成倒有点佩服儿子。“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杨天成说，“从前教书时，农村教师资源稀缺，好多中小学老师都是身兼多职。”过去马振扶贫穷偏僻，交通不便，别人都不愿意到这里来教书，一个老师教好几门课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不像现在这么专业。
现在杨天成每天晚上必看《新闻联播》，了解国情和新政策。“那时候流行的是‘洋奴哲学’。”杨天成说，“学习国外的东西就是崇洋媚外，就是不爱国。我们那一代人生不逢时，在国家底儿最寒的时候知识没地方用，不像现在，国家强大了，在国际上交流也多了，要是不学英语，我们不但没办法把国外的先进东西引进来，也很难让外国人了解我们。”
5岁的小孙女上幼儿园就开始学英语，放学回家就拉着爷爷盘学问：“苹果用英语怎么说？”面对小孙女的提问，杨天成应付不了，因为在他那个年代学英语都是先学字母，再学音标，最后学单词的意思。“现在的小孩儿从小就学英语，什么香蕉、梨、苹果……用英语说得很溜。”杨天成脸上满是欣喜，看得出来老人很以孙女为骄傲。
干教育就要干好
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下午3点多见到杨天成的三儿子杨书峦，他在学校接受了6个小时的培训，听说我们来了，便匆匆从学校赶回来。
1990年毕业开始从教至今19年，杨书峦的职称仍然是小教一级。不过，对于这个他并不在意，平时还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19年的教书生涯中，杨书峦的业绩一直很突出：今年刚被评为唐河县优秀教师，所带班级8门课中有7门课在年级评比中位列第一名，他还编著了内部练习教材。提到这些成绩时，杨书峦憨憨地说：“这没啥！”杨书峦虽然讷于言辞，却和父亲一样是一个极为负责任的老师，经常给学生家长打电话沟通，也经常去学生家中家访。
“不管是造氢弹、子弹、原子弹，都离不开教师，离不开教育。”杨天成至今不后悔从事教育事业。他说，现在教育条件这么好，干教育就要干好。杨天成在马振扶中学先后教过语文、英语、政治。当我们问到他对于人生的起伏有什么评价的时候，他沉思了一会儿，坚定地说：“无怨无悔！”
实际上，当年的马振扶中学已经改成了小学，现在有6个年级。原来的中学变成了马振扶二中，是1997年靠乡政府、百姓集资300万元建起来的，占地40亩，有12个班、600余名学生、40余名教师。
据马振扶二中化学老师汪华甫介绍，现在学校的教学手段都实现了现代化，2006年国家又拨款配置了多媒体教室，开设了信息课。老师跟以前相比也趋于年轻化，学历上也有了更高要求……
有人曾说，唐河县以前靠两个人出了名，一个是冯友兰，另一个就是张玉勤，前者是教育的受益者，后者则是教育的受害者。如今的唐河又一次以她实实在在的发展为人所知：“全国粮食生产三十强县”、“栀子之乡”、“新兴镍都”等光环让这个有着130万人口的农业县再一次引起了世人的注目。而这些，都与教育的飞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有千万个像杨天成这样的老师、像杨家这样的教书世家的辛勤努力，才将“读书无用论”彻底抛入历史的深渊。当年的“白卷英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如今的中国正以大踏步的姿态行走在开放的大道上。“不管是造氢弹、子弹、原子弹，都离不开教师，离不开教育。”杨天成的这句话回响在耳边，告诉我们，只要心火不熄，教育就不会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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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个回答 2010-03-09
张玉勤：她的死让全国教师难过
张玉勤自杀了。她的死让班主任杨天成和校长罗长奇坐了牢，并间接引发了一场全国教育界的斗争。
1973年，周恩来总理专门签署下发了一个有关加强学校管理、恢复考试制度、整顿教学秩序的文件，旨在整改受“文革”的影响，全国教育系统混乱不堪的局面。
这一年，张玉勤要初中毕业了，为了拿初中文凭，在休学两个月后，她又回到了马振扶中学，要求参加中考。
身为班主任的杨天成同意了她的要求，他印象中这个学生“学习成绩不好，也不咋用功，但在班里也没闹过事”。杨天成从没想到这个不太起眼的学生，会给自己带来了人生中最大的浩劫。
杨天成回忆，73年中考，考英语那天下午，他正在学校试验田里教学生种植高粱的技巧，班上的英语老师又气冲冲的跑来找他，说张玉勤不好好考试，还写打油诗；杨天成拿来卷子，却看见几乎空白的英语试卷背面，写着这样一首打油诗：
“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国文；不学ABCDE，一样能当好革命接班人；接好革命的班，还能打倒帝修反。”
这张卷子，张玉勤得了6分。
杨天成还得知，考完试后，张玉勤就马上找到监考老师，说“老师，我错了”，想要回考卷，但老师没给他。
同为老师，杨天成说自己能理解英语老师的愤怒，“‘不学ABC，一样能当接班人’，这不就是在否认英语老师的工作吗？”他默许了英语老师让张玉勤写检查的决定。
事发当晚，杨天成把事情报到学校。学校在第二天上午召开阶段性的考试总结会，总结了最近几天的考试情况，会上通报批评了张玉勤，还讲了最近考试中出现的一些其他情况。
张玉勤没有参加学校的总结会。杨天成告诉记者，他感觉到这个学生有点“情绪”，散会后便找到张玉勤，“她哭着进了我的办公室”，看到这样的情况，杨天成便跟她“讲道理”，“后来她出办公室的时候就不哭了”，杨天成以为已经安抚了张玉勤的情绪，便接着说：“知道错了就好。你到班上作个检讨，也让大家受受教育。”在班上，杨天成对张玉勤说，要是有人给你编一个“伟大诗人张玉勤，马振扶公社付岗人”之类的打油诗，你会怎么想。
中午，一个学生告诉杨天成，张玉勤请假回家了，他隐约意识到事情不对头，赶紧让和张玉勤同庄的同学去她家查找：张玉勤没回家。与此同时，和张玉勤要好的同学陈书洁告诉杨天成，张玉勤在回校复课前，有过死的念头：张玉勤曾到虎头山水库，想跳水自杀，被放羊老汉救下。
杨天成意识到事态的严重，马上报告了当时的校长罗长奇，罗长奇马上动员所有的在校学生，大家在村庄附近展开了寻找，杨天成还找到了张玉勤所有亲属的电话，守在学校办公室，挨个儿问遍了张玉勤所有的亲属。
搜寻工作做了2天，张玉勤依然下落不明。第三天，虎山水库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
唐河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前来验尸，走访调查。最后作出的结论是自杀。杨天成告诉记者，公安局的调查人员也对他提出了批评：“以后要注意工作方法，掌握学生的性格特点，如果不对张玉勤连续进行批评，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个悲剧。”
事后，懊悔的杨天成先后3次到张玉勤家看望其家人，学校也拿去了100元钱，张玉勤的父母也原谅了他和学校。
事情并没有画上句点。
1973年8月，“黄帅日记”等事件在全国引起轰动，这再次引发人们对张玉勤事件的注意：73年10月27日，南阳地委批示，要求全区各级学校“狠批孔子的反动教育思想，批判右倾回潮思想”。12月15日，唐河县委对“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做出组织处理，撤销该校党支部委员、校长罗长奇的职务，开除班主任杨天成公职，留用察看两年。
1974年1月，江青从一份简报上得知此事后，派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北京市市委书记迟群，绕开省、地、县3级政府，直接进驻马振扶公社调查此事。
1974年1月31日，“中发〔1974〕5号文件”出笼（简称5号文件），将此事定义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张玉勤是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杨天成和罗长奇被捕入狱2年，罪名是“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人命”。
5号文件下发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开始揭露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回潮”，一批忠于教育事业的中小学老师被打成“复辟”典型，据罗长奇回忆，仅南阳市受殃及教师的人数就达7000多。
与此同时，张玉勤的死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河南省委追认张玉勤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政府拨专款为张玉勤修了革命烈士墓，墓碑上书“胸怀朝阳战恶浪，敢把青春献给党”。全国各地来瞻仰张玉勤墓的人络绎不绝，上级还拨款给张玉勤家盖了3间瓦房，3间房子里摆满了全国各地赠送的镜框。作为烈士亲属，张玉勤的一个哥哥被推荐上了大学，她老实巴交的父亲做了学校的贫农代表，这在当时是特殊干部。
5号文件的下发，使刚刚复课的中小学校再次陷入混乱。马振扶的另一位教师李书坤回忆，马振扶事件后，老师更不敢管学生了，管学生就要被批斗，大部分时间学生们都在地里劳动实践，偶尔上课，“老师就拿一本小说在上面读。”
马振扶事件对教育界的迫害，随着文革结束，才慢慢出现转机。
1977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对南阳地委和省教育局重新处理“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的报告作了批示，指出这是一个大冤案，决定撤销对罗天奇、杨天成的刑事处分，恢复他们的职务和原工资待遇。《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相继报道了这一消息。
马振扶的村民说，事件平反后，群众们都非常高兴的欢迎杨天成和罗长奇的回归，因为“张玉勤的死，我们都觉得跟学校没太大关系”，“他们都是好老师，这样的老师不好找。”而曾经被“修得很大、用水泥浇灌”的坟，后来被拆掉、搬迁，成为一个不起眼的小坟头，墓碑也被群众砸碎。
杨天成说他曾无数次后悔批评了张玉勤，“毕竟是自己的学生，我感到我有责任”；对于因此事而受到的迫害，他说自己从未记恨张玉勤，“因为她也是‘四人帮’的受害者。” (本文来源：网易女人 作者：杨怡之)
张玉勤自杀了。她的死让班主任杨天成和校长罗长奇坐了牢，并间接引发了一场全国教育界的斗争。
1973年，周恩来总理专门签署下发了一个有关加强学校管理、恢复考试制度、整顿教学秩序的文件，旨在整改受“文革”的影响，全国教育系统混乱不堪的局面。
这一年，张玉勤要初中毕业了，为了拿初中文凭，在休学两个月后，她又回到了马振扶中学，要求参加中考。
身为班主任的杨天成同意了她的要求，他印象中这个学生“学习成绩不好，也不咋用功，但在班里也没闹过事”。杨天成从没想到这个不太起眼的学生，会给自己带来了人生中最大的浩劫。
杨天成回忆，73年中考，考英语那天下午，他正在学校试验田里教学生种植高粱的技巧，班上的英语老师又气冲冲的跑来找他，说张玉勤不好好考试，还写打油诗；杨天成拿来卷子，却看见几乎空白的英语试卷背面，写着这样一首打油诗：
“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国文；不学ABCDE，一样能当好革命接班人；接好革命的班，还能打倒帝修反。”
这张卷子，张玉勤得了6分。
杨天成还得知，考完试后，张玉勤就马上找到监考老师，说“老师，我错了”，想要回考卷，但老师没给他。
同为老师，杨天成说自己能理解英语老师的愤怒，“‘不学ABC，一样能当接班人’，这不就是在否认英语老师的工作吗？”他默许了英语老师让张玉勤写检查的决定。
事发当晚，杨天成把事情报到学校。学校在第二天上午召开阶段性的考试总结会，总结了最近几天的考试情况，会上通报批评了张玉勤，还讲了最近考试中出现的一些其他情况。
张玉勤没有参加学校的总结会。杨天成告诉记者，他感觉到这个学生有点“情绪”，散会后便找到张玉勤，“她哭着进了我的办公室”，看到这样的情况，杨天成便跟她“讲道理”，“后来她出办公室的时候就不哭了”，杨天成以为已经安抚了张玉勤的情绪，便接着说：“知道错了就好。你到班上作个检讨，也让大家受受教育。”在班上，杨天成对张玉勤说，要是有人给你编一个“伟大诗人张玉勤，马振扶公社付岗人”之类的打油诗，你会怎么想。
中午，一个学生告诉杨天成，张玉勤请假回家了，他隐约意识到事情不对头，赶紧让和张玉勤同庄的同学去她家查找：张玉勤没回家。与此同时，和张玉勤要好的同学陈书洁告诉杨天成，张玉勤在回校复课前，有过死的念头：张玉勤曾到虎头山水库，想跳水自杀，被放羊老汉救下。
杨天成意识到事态的严重，马上报告了当时的校长罗长奇，罗长奇马上动员所有的在校学生，大家在村庄附近展开了寻找，杨天成还找到了张玉勤所有亲属的电话，守在学校办公室，挨个儿问遍了张玉勤所有的亲属。
搜寻工作做了2天，张玉勤依然下落不明。第三天，虎山水库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
唐河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前来验尸，走访调查。最后作出的结论是自杀。杨天成告诉记者，公安局的调查人员也对他提出了批评：“以后要注意工作方法，掌握学生的性格特点，如果不对张玉勤连续进行批评，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个悲剧。”
事后，懊悔的杨天成先后3次到张玉勤家看望其家人，学校也拿去了100元钱，张玉勤的父母也原谅了他和学校。
事情并没有画上句点。
1973年8月，“黄帅日记”等事件在全国引起轰动，这再次引发人们对张玉勤事件的注意：73年10月27日，南阳地委批示，要求全区各级学校“狠批孔子的反动教育思想，批判右倾回潮思想”。12月15日，唐河县委对“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做出组织处理，撤销该校党支部委员、校长罗长奇的职务，开除班主任杨天成公职，留用察看两年。
1974年1月，江青从一份简报上得知此事后，派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北京市市委书记迟群，绕开省、地、县3级政府，直接进驻马振扶公社调查此事。
1974年1月31日，“中发〔1974〕5号文件”出笼（简称5号文件），将此事定义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张玉勤是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杨天成和罗长奇被捕入狱2年，罪名是“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人命”。
5号文件下发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开始揭露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回潮”，一批忠于教育事业的中小学老师被打成“复辟”典型，据罗长奇回忆，仅南阳市受殃及教师的人数就达7000多。
与此同时，张玉勤的死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河南省委追认张玉勤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政府拨专款为张玉勤修了革命烈士墓，墓碑上书“胸怀朝阳战恶浪，敢把青春献给党”。全国各地来瞻仰张玉勤墓的人络绎不绝，上级还拨款给张玉勤家盖了3间瓦房，3间房子里摆满了全国各地赠送的镜框。作为烈士亲属，张玉勤的一个哥哥被推荐上了大学，她老实巴交的父亲做了学校的贫农代表，这在当时是特殊干部。
5号文件的下发，使刚刚复课的中小学校再次陷入混乱。马振扶的另一位教师李书坤回忆，马振扶事件后，老师更不敢管学生了，管学生就要被批斗，大部分时间学生们都在地里劳动实践，偶尔上课，“老师就拿一本小说在上面读。”
马振扶事件对教育界的迫害，随着文革结束，才慢慢出现转机。
1977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对南阳地委和省教育局重新处理“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的报告作了批示，指出这是一个大冤案，决定撤销对罗天奇、杨天成的刑事处分，恢复他们的职务和原工资待遇。《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相继报道了这一消息。
马振扶的村民说，事件平反后，群众们都非常高兴的欢迎杨天成和罗长奇的回归，因为“张玉勤的死，我们都觉得跟学校没太大关系”，“他们都是好老师，这样的老师不好找。”而曾经被“修得很大、用水泥浇灌”的坟，后来被拆掉、搬迁，成为一个不起眼的小坟头，墓碑也被群众砸碎。
杨天成说他曾无数次后悔批评了张玉勤，“毕竟是自己的学生，我感到我有责任”；对于因此事而受到的迫害，他说自己从未记恨张玉勤，“因为她也是‘四人帮’的受害者。” (本文来源：网易女人 作者：杨怡之)
第3个回答 2010-03-08
张玉勤
七十年代，在中国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乡），有一名中学女生叫张玉勤，她在一次外语考试中，在答卷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作中国人！老师在她的答卷上批注：马振扶有个张玉勤，不学外文想成神，……。面对老师的批评，她思想压力很大，最后，她选择了死亡。跳水库自尽了。这事被中央文革知道后，出于政治需要，她的班主任、校长，也被抓了起来。这是文革时期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悲剧之一。后来河南省委追认张玉勤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
你说的是张铁生，白卷英雄，没有当到教育部长，当到铁岭农学院党委书记。他是引用的。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七十年代，在中国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乡），有一名中学女生叫张玉勤，她在一次外语考试中，在答卷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作中国人！老师在她的答卷上批注：马振扶有个张玉勤，不学外文想成神，……。面对老师的批评，她思想压力很大，最后，她选择了死亡。跳水库自尽了。这事被中央文革知道后，出于政治需要，她的班主任、校长，也被抓了起来。这是文革时期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悲剧之一。后来河南省委追认张玉勤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
你说的是张铁生，白卷英雄，没有当到教育部长，当到铁岭农学院党委书记。他是引用的。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4个回答 2010-03-08
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 一) 班学生张玉勤在英语考试时交了白卷，并在试卷上写了：“我是中国人，何必学 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 主任的批评，要她做出检查，学校负责人也在12日初中班学生大会上要求各班对此事 讨论批判。张玉勤当时离校后未回家，至14日在水库中发现她的尸体，她自杀了。事情发生后，县、公社和学校做了妥善处置。但事情并没完结，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河南省唐河县马振夫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直接导致此事件的升级，结果班主任和校长都被逮捕判刑。从而进一步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师道尊严’的问题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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