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文章，想像力很强，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并采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对后世文学语言有很大影响。其超常的想象和变幻莫测的寓言故事，构成了庄子特有的奇特的形象世界，“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文概》）庄周和他的门人以及后学者着有《庄子》（被道教奉为《南华经》），道家经典之一。《汉书艺文志》着录《庄子》五十二篇，但留下来的只有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一般定为庄子着；外篇杂篇可能掺杂有他的门人和后来道家的作品。
《庄子》在哲学、文学上都有较高研究价值。研究中国哲学，不能不读《庄子》；研究中国文学，也不能不读《庄子》。鲁迅先生说过：“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尤为后世传诵。
我认为，应当从庄子所处的时代，他的政治倾向、生活态度、阶级出身和其思想渊源这几个方面来进行考察、剖析。
先看庄子所处的时代。庄子的生卒年，历史无明文记载，据马叙伦先生《庄子年表》的考证，是生于周烈王七年（公元前369年），卒于周赧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6年），与孟子同时。庄子所处的时代正当极其动乱的战国之世的中期，是战争最为频仍而统治者又最为骄横的时代，其时思想界又混乱不堪，儒、墨二家既各行其是，又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再加上公孙龙等的诡辩，愈益使人迷乱而莫知所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家乡宋国的情况。宋国为殷微子封地，是一个腐朽的领主制国家，庄子的大半生处于宋王偃时期，而宋王偃又是战国有名的暴君，最为荒淫无道，残杀成性。在他攻袭、撵走其兄剔成自立为君之后，对外与齐、楚、魏三国为敌，对内沉迷酒色，不纳忠言，群臣有敢于劝谏的往往被他射死，他还经常用箭射一个悬挂着的盛血的皮囊，以流血为乐，名曰“射天”，诸侯皆以桀、纣目之，最后激起各国的公愤。齐国联合魏、楚二国攻杀了宋王偃，灭亡了宋国。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当然不会不对庄子的思想产生较大的影响，何况还有其他的种种因素呢。
其次，看看庄子的政治倾向、生活态度及其阶级出身。关于庄子的政治倾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他对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污浊寄予了很大的愤慨，已见前面对庄子处世哲学的分析。（二）他除了一度做过漆园吏这个小官以外，对宋国领主统治集团是抱着反对与仇视的态度的，他把宋国的黑暗政治比作甚于“九重之渊”，把宋王偃比作甚于凶猛的“骊龙”，他还讽喻那些“昏上乱相”的当权者和迎合统治者的谄佞之徒曹商之流。（三）他攻击儒、墨，批评当世宿学。（四）后来他也不愿出仕，不愿做大官，毅然拒绝楚威王“许以为相”的厚币重聘，宁可“游戏污渎之中以自快”，而不愿受统治者的羁束。王先谦说庄子“辩多而情激，岂真忘是非哉”，这话基本上是对的。庄子讲要忘记是非，实际上嫉恶如仇，大是大非分得极其清楚，观点也很明确，不过出之以轻松的笔墨，于平淡中抒其激情而已。庄子事实上是一个富有正义感，既不屈从统治者而又穷得有志气的风骨凛然的清介之士。关于庄子的生活态度，固然有消极悲观的一面，但也有积极乐观的一面，他不仅以愤世嫉邪的心情和嬉笑怒骂的态度去评论现实，而且他的不少寓言如《不龟手之药》《庖丁解牛》《支离疏忘形》等所描写刻画的都是劳动人民的形象，这就说明他对劳动比较熟悉，对人民也有一定的感情，否则怎么能写出这些通过劳动生活阐发哲理的作品出来。荀子认为庄子“猾稽乱俗”，不正好证明他关心人民的事情吗？也正是由于庄子这种态度的影响，他的后学才能写出在封建社会中绝无仅有的通过寓言以批判统治阶级、颂扬农奴起义的《箧》《盗跖》等着名篇章来。关于庄子的阶级出身，史书亦无明文记载，《史记》和《庄子》外、杂篇所录只有以下几条：“周尝为蒙漆园吏”；“庄周家贫，往往贷粟于监河侯”；“庄子钓于濮水”；“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系履而过魏王”；“处穷闾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外、杂篇虽系庄子弟子及其后学所着，史料价值不高，但这些有关庄子生活的资料却应是基本可信的，因为这是在写他们的老师，他们这一学派的创始人，至多有所夸张，而不可能过于失真。从这些简略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庄子只是一个做过小官吏、家境贫困的穷知识分子，毫无其他之可言。
再次，看看庄子的思想渊源。庄子的思想渊源于老子，司马迁曾指出，“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但是他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老子“天道无为而自然”的思想，无论就理论的丰盈以及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来说，庄子都比老子高明。而且，庄子的学识也极渊博，“于学无所不”，因此，《老子》只类似一首长篇哲理诗，而庄子的文章则是洋洋洒洒的哲学长篇，已然形成专题论文的风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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