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育率的整体性下滑和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的大趋势。如果说生育率的整体性下滑从增量角度导致人口增速下降；那么全球性的老龄化趋势则从存量的角度导致了人口结构的失衡。
2. 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96年起开始低于1.6，至今已10年，根据日韩经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提升作用有限。
3. 此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影响到的目标育龄妇女人群在8000万人左右，政策实施第1年带来的新增人口大致为500万。此后逐年递减，短期人口增量可能会在未来5年逐渐释放，共计1500-2500万。
4. 此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短期来看，加剧了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压力；长期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低年龄段人口比重，但不会逆转我国的老龄化趋势。到2030年我国的65+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比2014年增加7%。我们仍需为未来的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
一. 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是全球大趋势
二战后，全球进入长时间的整体和平与经济繁荣，人口总数随之从30亿左右缓慢增长至超过70亿，但增速趋于下滑，从前半程（1970年前）的2%左右逐步下降至后半程（1970年后）的1%左右。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成为全球大趋势。
1．经济发展会带来生育率下降（与人均GDP、教育负相关）
联合国的数据表明，整体上而言，各国人均GDP、女性受教育水平都与总和生育率负相关（见图1、图2）。即随着人均GDP以及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总和生育率会不断下降。
从1950－2015年中取四个不同时间段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及主要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中国、印度、越南、韩国下滑最为明显，2010-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不及最高峰时期的40%（见图3）。
2. 世界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
如果说生育率的整体性下滑从增量角度导致人口增速下降；那么全球性的老龄化趋势则从存量的角度导致了人口结构的失衡。
战后，随着医疗科技水平的进步，人均寿命也逐步提高。随着1946-1964年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人逐步进入高龄，全球性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日趋严重。根据联合国的预测， 2015-2050年，全球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8%增长一倍，至16%，人口年龄中位数也将随之从29.6岁上升至36.1岁。全球及主要代表性的10个国家中，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20%的国家数量也将从目前的2个国家（日本、德国）增至9个国家，只有印度例外（见图4、图5）。
二. 全面二胎政策对提高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作用有限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开始快速下降。究其根源，生育水平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国家的生育政策，二是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行为。
1. 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情况
从国家生育政策角度看，整体上是一个计划生育制度逐渐趋严到近期逐步放松的演变过程。计划生育政策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酝酿，70年代基本形成并逐步推行，80-90年代走向严格执行且无重大调整，进入21世纪之后，才逐渐在局部有所松动。
由于多民族大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生育政策是多元化的，城镇汉族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农村和少数民族相对宽松，近年来，随着人口结构是失衡日益严峻，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各地区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了一些微调，比如“双独二胎”、“单独二胎”政策（表1）。
表1 主要生育政策及其微调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期间，我们人口出生率从1987年的2.33%最低下降至2010年的1.19%，降幅接近一半。新出生人口从1990年的2621万骤减至1999年最低的1150万（见图6）。近年来，在计划生育政策微调及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建国后第三次婴儿潮逐步进入育龄期的影响，人口出生率及新出生人口都有小幅回升，但依旧低于2%，在死亡率基本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作为两者差值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应呈现长期下滑的趋势，从1987年的1.66%骤减至2010年的0.48%，不及原来的1/3。
持续下降的人口出生率，已经使得作为生育基数的育龄妇女数量，在保持长期增长趋势后，自2010年开始出现下降，2015年育龄妇女比2010年骤减1461万，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下降1.78个百分点（见图7）。
2．总和生育率下滑
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人口发展规律相似，在中国，作为生育乘数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自然下降趋势，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严重加剧了其下降幅度。
尽管近年来国家逐步放松了生育政策，但并未扭转总和生育率的下降趋势（见图8）。根据学者周长洪的测算，基于我国2010年生育政策规定下的预期终身生育率估计值为1.452人，但实际上除了广西、海南、贵州、新疆四省，其余省份的生育率均低于该估计值（见图9）。并且，尽管各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松紧程度有差别，但是各省的生育率差异到2010年显著变小。这说明居民的实际生育意愿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规律性走低，政策的刺激并未使其出现大幅变动。
类似情形也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韩国。1995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63，为了刺激人口增长，1996年，韩国政府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然而之后韩国总和生育率仍然持续下降，2000年为1.47，2002年为1.17，2005年甚至下降到1.08（见图10），直到2006年以后，韩国政府采取财政补贴生育，人口出生率才逐步企稳。日本从1952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并在1974年开始进一步变严，经过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从3下降到1.66左右。日本政府从1991年开始鼓励生育，2004年进一步实施财政补贴生育政策，但总和生育率长期低迷（见图11）。
韩国和日本的经历告诉我们，等到总和生育率已经进入1.6以下的低生育水平时再调整生育政策，其政策效果是不明显的。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96年开始跌破1.6，至今已经有10年时间，此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提高总和生育率的作用有限。
三. 中国全面放开二胎后的人口变化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育龄妇女数量和生育意愿这两个人口生育基数和乘数关键指标，进而影响新增人口数量；二生育率及新增人口数量的变化最终会对人口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1．预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带来300-500万年新增人口
中国现行生育政策，根据育龄妇女的不同情况，可以划分为：城镇非农业人口独生子女政策，北京、天津、上海等6个省份的农村农业人口独生子女政策，其余农村农业人口采用一孩半或两孩政策，部分少数民族采用两孩及以上政策，双独两孩政策，以及单独二孩政策等6种主要现行生育政策（具体见表1）。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主要影响的是夫妻双方都为非独生子女的一孩儿家庭。以上海市为例，从1979年开始执行严格的“一孩政策”，“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90%以上的家庭都已经符合生育二胎条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影响面只有10%的家庭。
因此，我们在测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目标人群时，必须先剔除现有符合“单独二胎”的人群。即将现阶段已经有一孩的育龄妇女数量减去可以生育二孩的育龄妇女数量，得出本次政策放松所能覆盖的育龄妇女人数。据此测算，此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影响到的目标人群在8018万人。
2013年的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后，从申请二胎的比例来看，不同地区的比率从6－11.5％不等，全国平均水平为8.25％（申请数量除以对应符合条件的育龄妇女数量）。从申请数量的变化来看，呈现逐渐衰减的特征。统计数据显示，申请后实际生育比例，约5 ％。
根据以上实证数据，我们估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实行的第1年带来的新增人口大致为500万。此后逐年递减，短期人口增量可能会在未来5年释放，共计1500-2500万。
2．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不能逆转人口老龄化趋势
2010-2015年之前的中国，一直在享受人口红利带来的诸多实惠。整体而言，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从1950年开始就始终处于持续上升的趋势之中，从1950年最低的3.33亿人增长至最高2014年的10.8亿人，增长224%，而同一时期的少年人口（0-14岁）与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之和虽然也有所增加，从2.11亿人上升至3.61亿人，但71%的增幅远不及劳动力人口。
然而，随着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一方面，人口生育率持续下滑，少年人口持续下降，从1976年最高的3.65亿人下降至最低2011年的2.32亿，下降36.44%；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加，从最低1960年的2352万一路上升至2014年的1.26亿人，剧增435%。因而少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下滑，从1965年的74.6%下降至最低2010年的23.4%；与此同时，老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从1965年的6.1%增长至2015年的13%。
全面放开二胎意味着未来 5 年间，我们假设我国可能增加出生 1500-2500万人左右。这部分人群作为净消费者，会提高未来5-20年的儿童抚养比，从而进一步提高总抚养比。
从长期看，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增加了我国低年龄段的人口占比，2030年时，与初始政策相比，0-14岁的人口占比提升2%，但总体上对我国人口结构影响不大（见图16）。因此并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人口结构和老龄化问题， 据测算到2030年我国的65+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比2014年增加7%。我们仍需为未来的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
附件1： “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各省单独夫妇再生育申请数
数据来源：国家卫计委，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林采宜为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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