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在当时是贵族叛逆者的典型代表，贵族叛逆者和农民叛乱或无产阶级叛乱的领袖是十分不同类型的人。饿着肚子的人不需要精心雕琢的哲学来刺激不满或者给不满找解释，任何这类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只是有闲富人的娱乐。很明显，一个贵族如果他的气质和环境不有点什么特别，便不会成为叛逆者。拜伦的环境是非常特别的。他对最幼小时候的回忆就是他父母的争吵；他的母亲是一个残酷得叫他害怕、庸俗得让他卑视的女人；他的保姆兼有恶性和严格无比的加尔文主义神学；他的跛脚让他满心羞惭，在学校里阻碍他成为群体的一员。度过了一段穷苦生活后，在十岁时他突然作了勋爵，成为纽斯提德府的业主。他继承的是他的叔祖父，他那位叔祖父“恶勋爵”三十三年前在决斗中杀了一个人，从此以后四邻见弃。拜伦族向来是个放纵不法的家系，他母亲的先辈哥登族甚至更是如此。这孩子在阿伯丁的一个贫巷的污秽中生活过之后，当然为自己的爵号和府第而欢欣，一心愿取得他祖先的性格以感谢他们给予的土地。
拜伦的气质和行动混合着撒旦的成分。其少年时代不止一次被称为“小恶魔乔治·拜伦（The little devil Georgie Byron）”，此称号带给他极大的心灵创伤。不难想象一个孤独而敏感、极度自尊而又极度自卑的孩子对此绰号是怎样的感觉。他常常发怒，而其狂暴的脾气和整日闷闷不乐的坏心情又真的使他看起来拥有恶魔气质。拜伦将自己看作一个背离宗教、被国家驱逐的恶魔式人物，他时常在耻辱中狂欢。我们不能认同其放荡，但却可以理解其作为反叛者的心理：既然被世界弃绝，就要做一个彻彻底底的恶魔，与上帝彻底决裂，公然蔑视教会、教徒和礼拜仪式。他在声名狼藉中游弋，残忍地享受报复世界的快感。在给托马斯·穆尔的信中，他戏谑地提到自己的放荡和混世，并以看似随便的语气提到：“有一首反拜伦的长诗要发表了，要证明我已组织了一个长诗来推翻一切宗教和政府的阴谋集团而且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其扭曲的反抗恰恰体现了拜伦和恶魔的精神相通。撒旦式人物也受到拜伦的认同和赞许。如该隐，在圣经中，他因杀害亚伯而受到诅咒、驱逐。但在剧中，其形象却大大改变，因和上帝对抗而成为拜伦赞颂的英雄。该隐不屈服于任何力量，骄傲、不逊。拜伦说：“我不得不让该隐和卢西弗意见一致地交谈，确实这在诗歌中总是允许的。该隐是个骄傲的人：如果卢西弗答应给他一个王国等，这会使他得意洋洋：魔鬼的目的是使他不再像过去那样自命不凡，让他看到世界的无限和他自己卑微，直到他陷入导致大灾难的精神状态，而这只是由于心里一时动怒，而不是出于预谋或嫉妒亚伯（这会使他可鄙）。”该隐骄傲的性格和拜伦惊人的相似。而拜伦被上流社会放逐之后，也像该隐一样过着不愉快的、孤独逃亡的生活，因此面对该隐时总不自觉地倾向于他。
拜伦后来写出了大量歌颂自由的崇高诗篇，他所歌颂的自由是德意志邦主或柴罗基人酋长的自由，并不是普通凡人想来也可以享有的那种劣等自由。拜伦虽然感觉自己可以和撒旦匹敌，却从来不十分敢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傲慢的发展过程中以下这一步尼采做到了，他说：“假使有众神，咱不是神怎么能忍受？所以没有众神。”注意这个推理中没吐露的前提：“凡是伤咱的自尊心的事情，都必须断定是错的。”尼采和拜伦一样，也受了宗教的教养，甚至程度更深，但是因为他具备较高明的理智，所以找到了一条比撒旦主义高明的逃避现实的道路。不过尼采对拜伦始终是非常同情的。他讲：
“悲剧就在于，如果我们在情感和理智中有严格的求真方法，我们便无法相信宗教和形而上学里的教条，但是另一方面，通过人性的发展，我们已经变得十分娇弱敏感地痛苦，需要一种最高的拯救和安慰的手段。由此便产生人会因为他所认识的真理而流血至死的危险。”
伟大人物在尼采看来像神一样；在拜伦看来，通常是和他自己在战斗的泰坦。不过有时候他也描绘出一个和“查拉图士特拉”不无相似的贤人——“海盗”，他在和部下们的交往上，更掌握他们的灵魂用那制人的手段领导卑劣的人心，使之寒栗昏乱。就是这位英雄“过分憎恨人类以至于不感觉痛悔”。这里的一个脚注断然地讲这“海盗”是符合人性实际的，因为汪达尔人的国王干瑟里克、皇帝党暴君艾济利诺和路易西安纳的某个海盗都表现出同样的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