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晚清大儒，被誉为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位精神领袖。左宗棠年轻时怀才不遇，心意难平时常以诸葛亮自比。李鸿章为国事操劳一生，去世时还要说“临事方知一死难”。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儒家知识分子。
曾、左、李三人都是官场上的成功者。他们既不是情种也不是奸臣，他们的婚姻从容、淡定，但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却是剪不断、理还乱。
左宗棠、曾国藩均为晚清咸丰时期的一代名臣，都为同治中兴立下汗马功劳。他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二人共事10余年，交情甚厚，道德文章不分伯仲。然而自同治三年，湘军攻克天京，二人割袍断义，再无书信来往。此事正史多为之隐讳，甚至二人的年谱中，都从未提及。清末李伯元所著《南亭笔记》中对二人绝交经过有所记述。为证野史，笔者翻阅了曾左二人的全集、年谱、传记，对其中原委略作勾勒，进而试探其究竟。
曾国藩和左宗棠他们是湖南老乡。曾国藩比左宗棠年长一岁，科举比较顺，28岁就考中进士，此前的会试只失败过一次。左宗棠就没这么好运。他考举人倒还顺利，但那以后去参加会试，三考三败。心高气傲的左宗棠一怒之下干脆放弃科举，回乡教书去了。人比人气死人。到了中年之后，左宗棠要想出人头地（他从未放弃过这个愿望），就只好巴结曾国藩，但实在是心不甘情不愿。最后的结果是，形势迫使曾国藩不得不提拔左宗棠，左宗棠也不得不走曾国藩的门路，可一旦自立门户之后就与曾国藩翻了脸。两人后来都成为清廷的股肱之臣，却龃龉多年。可他们又惺惺相惜，钦佩对方的才华。
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在形势逼迫之下，曾国藩终于让左宗棠到自己帐下效力。曾国藩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一旦启用左宗棠就放手让他独当一面，左宗棠遂得以迅速崛起。打浙江时，曾国藩把一部分湘军划归左宗棠全权指挥，左宗棠很快领军攻克了杭州。曾国藩就向朝廷举荐，让他担任了浙江省长（巡抚）。
那时太平天国气数已尽。再过不久天京（南京）被克。就在这本该同饮庆功酒的欢乐时候，曾、左二人的交情却走到了尽头。事情起因于洪秀全的幼子洪天贵的下落。曾国藩向朝廷报告说洪幼主已死，左宗棠却报告说洪幼主逃跑了。两人在皇帝（太后）跟前打起了笔墨关系。曾国藩后来解释说，他最恼恨的是左宗棠影射他在撒谎，他一生最看重的就是诚信二字，怎么会撒谎？左宗棠却也不依不饶，说这件事自己的错是二三分，曾国藩的错是七八分，他太小心眼。左宗棠到晚年还动不动大骂曾国藩是个伪君子，以此为乐。
然而两人在表面友善的背后，并非毫无矛盾。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多次进京赶考却未及第，且始终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令人不快。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此话后来传到曾国藩耳朵里，嫌隙由此而生。此时曾左二人虽然关系上有裂痕，但还只表现在个性差异上。真正关系破裂还在天京城被攻克，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天贵福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的笔墨官司。
天京攻陷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这就凸现了曾国藩对太平军有攻克全功。不想左宗棠也上一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虚张声势，不过是邀功请赏。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又上书为自己辩解，对曾国藩言词激烈，口诛笔伐。至此曾左二人的关系已不可挽回，十几年的交情为了各自的名利而付诸东流。
此后左宗棠在出任陕甘总督过湖北遇见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时，曾谈到他和曾国藩绝交的原因，他说过错在曾文正者七八，而己亦居其二三。这话不无道理，曾国藩太看重自己的名声，而左宗棠一贯语无遮掩，这是他们关系破裂的根由。但同为一代名臣，始终不因个人恩怨而在公务上掣肘对方。曾国藩为左宗棠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因此后人评论说：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也。曾国藩在以后的所作所为上显然要比左宗棠显得更大度一些。曾国藩后来听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喜讯后，自叹不如左宗棠，认为左宗棠的能力天下无二。左宗棠平定新疆后，清廷拟封左宗棠一等公爵。慈禧太后认为从前曾国藩克复金陵，仅获封侯，左宗棠在新疆建立功立业所依靠的将领刘松山和湘军又是曾国藩所派遣的，于是封左宗棠一等恪靖伯晋二等侯，以示稍亚于曾国藩。所以左宗棠在晚年，逢人便骂曾国藩，经常是喋喋不休。
然而名臣毕竟是名臣，当曾国藩离世时，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不会致祭，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这是左宗棠对曾国藩和他们两个关系由衷而作的评价。此后他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说：“从前我与曾国藩彼此之间的争论，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寓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该知道我的心思。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有关军国大计方面不同的意见，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的。对那些心术不正、妄加评定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左宗棠的挽联使我们重新看到了其自身人格的完满，同时又衬托出曾国藩为人处世的情操决非等闲之辈。
首先，左宗棠是一个眼高于顶、心高气傲的人。
他一向以“今亮”自称，把自己比作是三国时的诸葛亮，而他的才能也受到了如贺长龄、陶澍和林则徐等人的一直推崇。
但是，左宗棠的科举运势却没那么好，六年之内三次会试均不及第，这让自视甚高的左宗棠心理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甚至最后干脆放弃了科举出仕之路。
而与之相比，虽然一开始也遭到了挫折，但是曾国藩却依靠着顽强的韧性，最终科举中第，并且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在注重考试成绩的官场之中，毫无疑问曾国藩要比左宗棠有着先天的优势。在以后的交往中，左宗棠也难免会以曾国藩作为自己的比较对象。
但是在讨伐太平天国的斗争中，两个人接触多了，左宗棠难免会对屡败屡战的曾国藩产生文人相轻的蔑视，毕竟他本人就是一个自视甚高，看谁都不顺眼的人。
其次，作为当时中国两股举足轻重军事集团的首脑，清廷难免会对这两个汉臣有提防之心，防止他们二人联手之后做大，威胁朝廷统治。
因此，在他们之间制造矛盾和不和，分化二人的关系。
而这一点，以曾国藩和左宗棠的见识也想必是心知肚明，因此表面上做出不合的样子，实际也是另外一种明哲保身的举动。
曾国藩和左宗棠，一个性格骄傲，一个性格谦逊，他们的性格和各自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很难亲密共识。但是在内心深处，想必他们对对方也有着一份识英雄、重英雄的惺惺相惜之感吧。
曾国藩这个人在乎自己的名声，但是左宗棠却不给他留任何的情面，时间长了两个人肯定会闹别扭的。其实两个人绝交啊，有很多的因素，就像是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一样。不可因为一些小矛盾就闹翻了，那肯定是因为很多的事情积累下来才发生这样的事情。
两个人都是湖南人，也算的上是湖南老乡。而且两个人也一直为清政府卖命效力，在官场上也应该是惺惺相惜的好朋友。但是却因为性格问题出现了矛盾，左宗棠为了才华横溢，他也是一个特别正直的人，想来也是不会因为权贵而去低头的。但是曾国藩不一样，作为混迹官场这么多年，他肯定是一个为人圆滑的老油条。
而且在政治上了两个人也是有很多的不同，也是因为自己的个人的理想不同所以就背道而驰，毕竟道不同不相为谋啊。虽然晚年的时候左宗棠总是在骂曾国藩，但是我觉得这根本没有任何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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