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朝之亡，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清之亡在改革速度太快。持这种论点的人说，清末实行宪政改革，有几件事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是派留学生，结果培养出来的是革命派；二是搞立宪，结果是立宪派成了支持起义的重要力量；三是办学校，培养出来的是革命力量；四是开放新闻自由，结果成了宣传革命的大本营。因此他们说，清朝应当把改革重点放到发展经济上，应该是先经济改革，把政治改革尽量向后推迟，说不定发展成一个像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帝国。如果走这条路，没有发生革命，社会就会减少动荡，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就快得多。时至今日，中国也许可能成为与美国相提并论的高度发达的国家。另一种论点则恰恰与此相反，说，清之亡在改革太慢太假。一是宪政改革假，结果推出来一个皇族内阁，把原来实行了两百多年的满汉联合政府变成一个由满族官僚掌握的政府，汉人只占少数，而且所领的部长职位也是没有实权的，重要职位全在满人手中，搞了个满进汉退，这样使汉族官僚一下子站到了歧义力量一边，加速了清的灭亡；二是把铁路收归国有，大搞国进民退，外进内退，结果引发保路运动，成了清朝灭亡的导火线，直接把清朝送向灭亡。武昌起义本是可以容易镇压的，但因为立宪派的支持，南方各省的响应，这就成了辛亥革命，清朝也就迅速灭亡了。如果清政府搞真改革，也许还能延长其寿命。所以清之亡就在于没有真正实行改革。
这两种论点是相反的。前一种说清亡于改革太快，后一种论点说清亡于没有真正实行改革。一个说因改革而亡，一个说因没真正改革而亡。争论的关键就在于改革与否。可这两种说法其实都在讨论现实问题。前一种是说现在改革太快了，要鸣金收兵了；后一种则说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改革，而且不能只进行经济改革，还要推行政治改革。
借史说今，这就免不了随意塑造历史，这当然不妥。可这两种说法也各有是处。清朝若把经济改革放在首位，亦为可行之计。但如果实事求是，清之亡还应该在没有真正改革。我想后一种说法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说清亡于满进汉退与国进民退，那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前者失错尤巨，结果使汉族地主官僚离心离德。本来满汉联合政府已经保持了二百多年，成了一种制度，可到了革命风潮日益高涨时却反其道而行之，当然会走向事情的反面。后者把铁路收归国有，极大地损害了普通百姓的利益，当然会引起强烈的反抗风潮。如果清政府能继续坚持联合政府，甚至进一步向汉族地主官僚开放政权，增加汉族官僚在政府中的比例，我想就会化解政治危机。如果清政府大力推行民营经济，适度地抵制外国资本侵入中国的速度，最大限度地提高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则保路运动不会发生，其政权也会相应地得到巩固。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总是在不断地变革。没一个国家能不变而可应外界之变。外界未变而我变，则我可胜人；外界已变而我不变，则人胜我。外界巨变而我因已有小变而沾沾自喜，必然落后；外界有变而我大变，则胜者舍我无他。这是一条普遍适用的规律。也可以说，这条规律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想拥有一个万世不变的基业，实在是做梦。用梦想来施行政治，除了碰钉子之外我想别无收获。
清之亡是在变与不变之间徘徊莫定。结果是百姓等不及了。也许清政府以为一个朝代之亡必然是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已经被镇压了，再来一次农民起义也许还照样能镇压下去。没想到一点小小的起义，竟然是南方各省督抚官僚一齐响应，这是始料之所未及。到了这个时候，到了作为政权支柱的军队也开始逼宫的时候，清政府这才知道大势已去。此时真想改革也没有任何可能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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