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边沁的伟大梦想就是：建立一种完善、全面的法律体系，一种“万全法”（Pannomion）。力图让普遍、完善的法律之眼洞察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并要澄清英国法中“普遍性的不准确与紊乱之处”。 而边沁对英国法的澄清工作的核心，就是将普通法“去神秘化”。他大力鞭笞自然法和普通法，因为在他眼中，自然法与普通法的许多逻辑虚构，不过是神话而已，必须借助彻底的法律改革，才能建设真正理性的法律秩序。但边沁不仅仅提议了很多法律和社会改革，更阐明了这些法律所基于的潜在的道德原则。
这种道德原则就是“功利主义”，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一书中给出了功利主义的概念：他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小利益有关者的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这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任何法律的功利，都应由其促进相关者的愉快、善与幸福的程度来衡量的。
在他最著名的著作《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中，边沁阐述了他主要的哲学思想。包括两个原理：一是功利原理和最大幸福原理，二是自利选择原理。
首先，边沁的伦理价值判断是基于一种唯乐主义的功利原则及这种道德观点是否能立足于实践。而他的功利原则就是： “善” 就是最大地增加了幸福的总量,并且引起了最少的痛楚；“恶”则反之。而这种快乐和痛楚，边沁将他们同时定义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边沁认为，自然将人置于乐和苦两大主宰之下，由此决定我们应当做什么，将会做什么。这种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是非准则，而另一方面则是人行为的因果关系链。
基于这种基础，他以功利原则的价值判断为基石，认为：快乐就是好的，痛苦就是坏的，因为人的行为都趋利避害。所以任何正确的行动和政治方针都必须做到产生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且将痛苦缩减到最少，甚至在必要情况下可以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这就是著名的“最大的幸福原则”。
边沁认为有一种程序可以测量快乐和痛苦的单位,并以此对人的行为加以预测。而这种程序就是他的“幸福计算”(felicific calculus)。作为一个伦理学术语，边沁认为它是证实一个行为正确与否的技术。运用这种计算，根据受某一行为影响的那些人的痛苦和快乐，人们就可以计算出该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而边沁方法的真正激进的本质在于它通过何种途径把此些原则应用于社会和政治问题。
边沁力图把所想到的基本概念说成是伦理学的基本概念，但他对这些概念下的定义过于简单或含糊不清。甚至其狂热信徒也承认他用以计算快乐数量的所谓“幸福计算”不仅不能实用，而且在逻辑上也是荒谬的；甚至无所不知的上帝也不能作边沁所想象的运算。他既相信人完全是自私的，又说人应该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所著《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一书，前几章颇为混乱。不过，他力图做到清楚和精确，决不用修辞上的迷雾来掩饰其论证的贫乏。
但功利主义在约翰·穆勒的手上得到修正和扩张。经过穆勒的经营，“边沁主义”成为了自由主义者的国家政策的最主要的元素。
经济学
虽然边沁在货币经济学上的观点完全相异于大卫·李嘉图的思想。然而，他们的一些想法都接近于桑顿。他认为货币扩张有助于充分就业。他也认识到强迫储蓄、消费倾向、和节俭投资及收入和职业分析之间的关联。 他的货币观接近于他的功利主义原理。功利主义从18世纪末产生至今，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十分重大。提出之初，就对斯密的自由的经济学提出挑战，后来影响到边际理论、厂商和消费理论、政府干预主义、货币政策的发展及福利经济学。
社会福利思想
他把幸福分为四个目标：生存、充裕、平等和安全。他认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边沁的功利主义社会福利思想进一步清洗了当时残存的各种旧的社会价值观念，直接将追求幸福与民众福利作为指导人们各种行为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