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普通话的定义演变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通俗叫法，又称现代标准汉语，台湾地区称为国语，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称为华语，也有部分人称其为中文。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用来交际的、包括口语与书面语在内的语言，也是目前中国各民族通用的语言，更是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台湾、海外华人的共同通用语文。 1902年，吴汝纶去日本考察归来后，首次提到“普通语”之名。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与留日学生组织“演说联系会”，拟定简章中也出现“普通话”名称。1906年，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俗语（方言）”三大类别，第一次明确提出“普通话”名称，并定义为“各省通行之话。”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文中说到，“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对普通话的名称定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了体现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尊重，避免“国语”这个名称可能引起的误解，中国决定对国语及其文字进行改革。1951年，毛泽东说：“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必须简化汉字。” 1955年10月15～2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参会代表共207人，分别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文字改革、教育、科学、作协、外交、邮电、新闻、广播、出版、民委、总政、全总、青年团、妇联等部门。张奚若作主题报告：“汉民族共同语早已存在，现在定名为普通话，需进一步规范，确定标准。这种事实上已经逐渐形成的汉民族共同语是什么呢？这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为简便起见，这种民族共同语也可以就叫普通话。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所以最后决定叫普通话，“普通”意为“普遍”和“共通”。 2、普通话的地位演变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 》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对普通话含义作了增补和完善，正式确定普通话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的内涵明确规定和阐述了普通话标准，使普通话定义更科学、更周密。 语音方面，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而不是“以京音为主、也兼顾其他方音”，语音标准是就整体而言，并非北京话每个音都是规范和标准。词汇方面，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而不是以北京话为标准，因为词汇流动性大、相互渗透力强，系统性不如语音严整，不能使用某地方言为标准或基础，否则过于狭窄。语法方面，普通话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是指现代优秀作家、理论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代表性优秀作品，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论著和国家发布的各种书面文件如法律文本、通告、政令等。 1956年1月，首批简体字被创造出来。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实施《汉语拼音方案》，开始推广普通话。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指出：“要把六亿汉族人民的方言逐渐统一起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作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究竟多长？就要看交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和我们的工作，但是只要我们不断认真地工作，这个任务是一定可以实现的。” 1959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2238个简体字。1957年-1962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发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1962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颁布《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第三编）》。1977年，国务院又公布853个简体字，给语文和社会生活造成一定混乱，1986年宣布取消。1982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ISO 7098）。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98年，中国政府确定每年9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确立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3、普通话的英语翻译 普通话英语词汇为“Mandarin”，或直接使用汉语拼音“Putonghua”，实际生活中也有人使用“Chinese”这个词汇。普通话英译为“mandarin”并非“满大人”谐音，明朝就和中国官方来往的葡萄牙人开始使用该词专指中国官员，后来其他欧洲人用“mandarino”或“mandarin”泛指中国官员、中国官话、国语等。 普通话是在明清时期才英译为“mandarin”，西方人所用名称“mandarino”从葡萄牙文动词“mandar”而来，意指“指挥、管理”。利玛窦在《中国札记》（台湾地区译为《利玛窦中国传教史》）说：“所有军职或文职大臣都称官府，意思是司令官或主管，其尊称或非官方称呼则是老爷，意思是指主人或父亲。”葡萄牙人称中国官员为“Mandarin”，是由“Mandando”或“Mando Mandare”而来，即指挥或命令。英文“Mandarin”及意大利文“mandarino”均来源于葡文“mandarim”，“mandarim”则由葡文“mandar（命令）、mando（权力、命令、军权、 裁决）”等派生而来。 现存最古老的澳门平面图（约绘于1615～1622）已标有葡文“mandarim”一词，可见明朝万历年间葡萄牙人已将中国官员称为“mandarim”。1749年的澳门平面图中则把前山寨用两种文字分别标作“La CaseBlanche Maison Du Mandarin”、“t Witte Hof , Huiz des Mandaryn”，说明“mandrin、mandaryn”等均为“mandarim”的转写。 四、普通话与汉语方言 汉语方言是中国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地域分支，并非与普通话并列的独立语言，而是从属于民族共同语的语言低级形式。语言的使用和发展与社会发展及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变革密切相关，旧中国长期处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体制下，小生产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形成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小农经济，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逐步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汉语方言。广阔的地域、山川的阻隔等地理条件，更是进一步促进了各地方言的自我封闭式发展。 1955年，罗常培、罗叔湘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文中将汉语方言分成八大片区，分别是：北方方言区（包括华北、东北、西北、中原、江淮、西南等地区）、吴方言区（包括苏南、皖南、上海、浙江）、闽方言区（包括福建、海南、粤东等地区，东南亚国家及海外部分华人深受闽语影响，可细分为以厦门话为代表的闽南方言、以福州话为代表的闽东方言、闽东方言、闽中方言和莆仙方言，广义闽南方言还包括海南话、潮州话、浙南闽语等）、粤方言区（包括广东、香港、澳门和部分海外华人）、湘方言区（湖南大部，通常分为新、老两类，新湘语更接近北方话，以长沙话为代表，老方言以双峰话为代表）、赣方言区（包括江西大部、湘东等地区）、客家方言区（以梅州话为代表，包括粤东北、闽西、赣南、桂东南等地）。 1988年，香港朗文出版公司出版《中国语言地图集》，又将汉语方言划分为十大片区，分别是：官话区（包括东北官话区、北京官话区、冀鲁官话区、胶辽官话区、中原官话区、兰银官话区、西南官话区、江淮官话区)、晋语区、吴语区、徽语区、赣语区、湘语区、闽语区（包括闽南区、蒲仙区、闽东区、闽北区、闽中区、琼文区、雷州区、邵将区）、粤语区、平语区、客家话区。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期间，与会者就普通话基础方言的选定争论激烈，最后采用投票办法，从汉语区十五种主要方言中选出普通话基础方言，各方言投票结果按照得票率排序如下： 北京官话（以北方方言次方言北京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52票 西南官话（以北方方言次方言西南官话为基础方言、以成都语音为标准音）：51票 吴语（以吴语为基础方言、以苏州或上海语音为标准音）：46票 粤语（以粤语为基础方言、以广州语音为标准音）：25票 中原官话（以北方方言次方言中原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开封语音为标准音）：7票 冀鲁官话（以北方方言次方言冀鲁官话为基础方言、以济南语音为标准音）：6票 江淮官话（以北方方言次方言江淮官话为基础方言、以扬州语音为标准音）：6票 闽语（以闽语为基础方言、以福州或泉州语音为标准音）：2票 东北官话（以北方方言次方言东北官话为基础方言、以沈阳语音为标准音）：1票 西北官话（以北方方言次方言西北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兰州语音为标准音）：0票 胶辽官话（以北方方言次方言胶辽官话为基础方言、以旅大语音为标准音）：0票 晋语（以晋语为基础方言、以太原语音为标准音）：0票 客家语（以客家语为基础方言、以梅县语音为标准音）：0票 赣语（以赣语为基础方言、以南昌语音为标准音）：0票 湘语（以湘语为基础方言、以长沙语音为标准音）：0票 弃权：11票 五、北京话，并不只是北京人的话！ 北京话成为汉民族共同语的读音标准不是偶然。元明清三朝除明朝初年短短几十年以南京为都外，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均为北京，从皇帝到大臣、从文人雅士到凡夫俗子，无不以会说北京话为荣。七百余年以来，北京话实际发挥着中国贵族语言、官方语言和民族通用语言的作用，既有厚重的历史积淀，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民国初年，中国政府曾有将广东话定为国语的议案，结果不了了之，后来的“京国之争”也同样以北京话胜出而收尾。 北京话，并不只是北京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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