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许多
明治维新时代的有识之士，并不是反儒教。而是认为那一套落伍了。
从根本上讲，儒教的那些东西是“知易行难”的，所以说来说去就成了无用的装饰品了，是农耕社会吃饱了撑着没事干的人炫耀的东西。现实生活中也一样，能做到儒教中说的才是真君子，这个世界没几个，大多是谈得深奥，让人认为他是君子的，这种“魔术”日本人明治维新时就不认了，学西方人的真科学去了。
在中国，从五四到现在，拿儒教说事的大多还是“魔术师”，民众也爱看魔术。
还有一个叫素心的，也质疑中国的学者满口
朱子理学：清军一入关，不仅没有抛头颅，讲气节地去做烈士，反而媚世地迎接被其称为“夷人”的新主子，居然还道貌岸然地自辩为“天不变道亦不变”。
于是，他们得出结论：从实证出发去看，理学为“空”；从考据出发去看，理学为“伪”。
这些看法为日本以后“脱亚入欧”做了铺垫。
中国近年来经济强大，人们的道德水准式微，新儒教自称＂从花果飘零又开始返本开新了＂的新时代来临了。
儒家的标准作为指向性的标准是可以的，但如果作为指标，就有些过度了。也就是说，做到了，是圣人，可以赞扬；做不到，是凡人，不必指责，这样才符合人性。否则不是太累人，就是逼人做伪君子。
说到底，一个民族实事求是了，就容易强大；强大了，就有自信更加实事求是了。
明治维新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实干的人掌权了。
明治维新的关键人物
伊藤博文，原来去英国留学，在伦敦听到日本国内争论“开港论”还是“攘夷论”的时候，毅然回国致力于反对“攘夷论”的工作，他认为：一个国家在关键的三岔路口如果走错了，西方的东西学得再多，国亡了，学识将无用武之处。
另一维新领导人大久保利通，全心致力于扶植民主产业，造路建厂，费尽心思。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留日学生和民主斗士，不是走向了革命，就是成了文学大师。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区别应该是有实例的。
当然历史无法假设，但中国民主史的讨论还是只把康梁孙举为伟人的话，那么说明中国的反思还不够，就还没找到正确的路。
因为，康梁孙被供在那里，本身就是中国曾经落后的原因和悲哀。
只是他们依旧被供着的话，中国的英才就都会效仿他们的“务虚”和“口号”，仅仅停留在“启蒙”的阶段，这会遗害到国家的未来。。。
儒学作为学术的高峰，其博大精深应该是众人都承认的。但问题是：
2。以上这些质疑在西方工业文明之前是不会产生的，所谓比较之后才会有见识。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
百日维新不是凭空产生的理论之争，而是中西方碰撞后，鸡蛋与石头的现实愿意不愿意正视的问题。正视了的日本赢得了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跨入了先进国家的行列。" 犹犹豫豫的中俄被迫落入“弱国”的队伍里，而后又不约而同地走了一条革命道路，一路折腾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3。把“强弱”之争要放在“中外”之争的上面，也就是，有利于国家强大的，实在的，要优先；而不是，有利于中国名声的要优先。如果有这个原则的话，中华文化啊，悠久历史啊，“中学”啊之类的虚名的帽子都可以先搁在一边，等实至名归了再戴起来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