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尊称张伯 苓为南开之父?

如题所述

民国初年,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近代工商业城市,天津显示出勃勃生机。张伯苓敏锐地察觉到社会的发展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的渴求,遂下定决心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创办一所大学,也为南开学校的优秀毕业生继续深造提供条件。放眼国内,要么是像北京大学这样的国立大学,要么是得到国外教会支持发展起来的教会大学,并没有较完善的、非常成功的私立大学可资参考借鉴。为此,他远渡重洋,于1917年8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高等教育。著名教育家杜威、克伯屈、桑代克等人指导张伯苓学习了有关教育学、教育哲学、心理学、教育行政等方面的课程。张伯苓还拜访了一些教育学家,如与凯尔鲍德里教授就中美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切磋。凯尔鲍德里教授认为中国的学校应该向学生灌输一些共和思想,以树立民主观念和公共群体意识,抵消长期以来封建思想所产生的影响。这番话让张伯苓沉思良久。
归国后,他就雷厉风行地组织起南开大学筹备委员会,负责规划设计校园、宿舍、教学楼等具体事宜,并且开始在外面四处奔波,为创办大学筹募经费。1919年秋,张伯苓的努力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南开大学正式宣告成立。
创校伊始,张伯苓就表现出极强的开拓进取精神和服务意识。南开大学的学科设置从一开始就体现出张伯苓的办学理念,即务求实用和服务社会。以南开文学院为例,便是“以政治经济为主干,以历史哲学及教育心理三系附之。如此学生即可专其所学而致实用之效”。这既是张伯苓根据自身财力和办学规模所进行的慎重考虑,也是南开大学从学科设置上考虑培养学生主动适应社会的一种具体体现。
早在美国研修教育学的时候,张伯苓就开始留心,在中国留学生中为南开大学物色教师人才。很多中国留学生在毕业归国之后,也直接来到了南开任教。南开大学刚刚成立不久,在张伯苓的周围,就陆续聚集起一个兢兢业业为南开大学发展尽心尽力的优秀教师群体。张伯苓尊重每一位教师,每位新教师到校,总要举行欢迎茶话会,并由学校拨给一间宿舍,里面各种家具用品一应俱全,每天还派专人清扫,让人产生到家的感觉。
在培养教学、科研人才方面,张伯苓更是想方设法为有潜力的教师提供深造的机会。化学系的杨石先教授,到南开大学之后工作成绩非常突出,张伯苓遂用美国罗氏基金派他去美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杨石先获博士学位之后,谢绝了德国的高薪聘请,重新返回南开大学任教,成为南开大学理学院的奠基人之一。或许,吴大猷的一番话最能集中表达教师们共同的心声:
张伯苓校长在声望、规模、待遇不如其他大学的情形下,藉伯乐识才之能,聘得年轻学者,予以研教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这是较一所学校藉已建立之声望、设备及高薪延聘已有声望之名家,更为难能可贵得多了。前者是培育人才,后者是延揽现成的人才。从这观点看,南开大学实有极高的成就。
石头越滚越圆
至1934年,整个南开学校校产总值约为三百多万银元,其中校舍一百多万,地皮七十多万。与同时期的二十所私立大学相比,南开大学接受国家补助金额仅次于中法大学,名列第二。它所接受的社会捐助也居于私立大学的前列。能够取得这样的骄人成绩,张伯苓“化缘兴学”功不可没。
南开采取的是校董会下的校长负责制。1932年,校董事会的董事为严智怡、颜惠庆、陶孟和、胡适、李组绅、李琴湘、卞俶成、王秉喆、丁文江等九人。
透过名单可以看出,能够当选南开校董的多是南开的“财东”,而这些财东既要为南开筹得一定的捐款又要具有较高社会声望。董事会对于南开来说,是社会力量的实质性介入,并对南开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从张伯苓的言行中,我们对其创业的艰难可以有更多地认识和了解:“四十多年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留。一块石头只须不断地向前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会愈滚愈圆,路也会愈走愈宽的。”
张伯苓为南开挣下数百万产业,从没有在自己身上乱花过一分钱。他不肯坐汽车,而是用一辆人力车,还非他专用,所有南开同仁都可以和他分享。有几个调皮的同学将人力车后挡板弄坏了,张伯苓也不肯更换新车,总是凑合着用。在天津市内开会时,他经常以步代车。一次散会时,有服务员询问张伯苓的车号是多少,他随口答道:“11号。”该服务员找来找去也没发现11号车。等他看到张伯苓已经走远的背影,这才领悟“11号”就是步行的意思。每次去北京,张伯苓总住在前门外施家胡同的北京旅馆。学生们深情地回忆说:“该旅馆价格便宜,每日一元。先生去时,每次带一盒臭虫药,一包茶叶。北京旅馆的臭虫很多,永远欢迎客人。臭虫药是必需的防敌设备。另外张先生自带一包茶叶,因为旅馆的茶叶实在太劣,太要不得,这一包茶叶是张先生惟一的奢侈品。”张伯苓给教授们修建了宽敞的住宅,但是自己却住在南开中学后面一个羊皮市场的简陋平房里。有一次张学良去拜访他,汽车在附近转了好长时间,最后在那条晒满了羊皮,散发着恶臭的小路上,找到张伯苓的居所,张学良不禁对张伯苓的简朴深表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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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4-01-07
看看他的百度百科:
张伯苓一生根基系于南开系列学校,被称作“南开先生”。在世的七十五年中,他大部分时间为南开学校而喜而忧,殚精竭虑,从无保留。不过在他最后的几年,却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使这位教育家添加了复杂成分,以至由喜而悲,进退维谷,处境尴尬,最终在南开校园视之如“瘟疫”,自感“一生事业全遭否定”的黯然心绪下抑郁而死。
在新中国,他只逗留了短短一年两个月又二十余天。其间他先后两次中风,第一次在1950年1月的重庆,幸而经治疗恢复过来;第二次在1951年2月的天津,发病九天后去世。

张伯苓纪念园。纪念园的建立让更多的人在缅怀张伯苓先生的同时,将缅怀之情化为一种爱国热忱,在更广泛、更深刻的层次上影响人、唤醒人、教育人。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4-01-07
其主持南开 奠定南开学术人格和道德风骨 其弟子受其教化颇深。不乏影响新旧俩中国的风雨人物 张学良 周恩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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