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是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之一，是他一手缔造了康乾盛世，是他发展了经济，我看康熙不是一味的赞扬，更不是一味的贬低，带着民族歧视的看他的贡献，我们既要看他的好，又要看到他的不足。一、国家安定与政治统一国家安定与政治的统一是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康熙即位之初面临的诸多问题与矛盾，首先就是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皇帝驾崩，遗诏“玄烨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保翊冲主，佐理政务。”真正辅政时却大不相同，索尼年迈，不久病逝，苏克萨哈弹劾鳌拜圈地，后被鳌拜矫旨杀害，遏必隆维维诺诺，举棋不定，使鳌拜权力日益膨胀，康熙说：“鳌拜于朕前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之处，即将部臣叱喝。”康熙曾说：“天下大权，当统于一。”正因为皇权与“相权”的权利矛盾，使康熙避开鳌拜的众多党羽，装作好玩青年，最终在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用“布库兵”，趁鳌拜上朝之际，一拥而上将其捆绑起来，诏宣三十条罪状，软禁终身。皇权胜利了，刷新了朝政，康熙九年（1670年）恢复内阁制度。朝廷的胜利只是个开始，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一，平西王吴三桂起兵谋反。三藩原是清初被封的三个王爵，云南吴三桂（平西王），广东尚可喜（平西王），福建耿继茂(靖南王)三藩缘由清初清剿南明政权而受封，随着天下安定，三藩的用度却越来越大，顺治十七年（1660年），国家正赋收银2566多万两，《左武记》说：“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康熙即位之初便将“三藩、河务、漕运为三件大事，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是心腹大患，三藩各有大臣，能开矿，拥军自重，干涉地方。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尚可喜上书希望归老辽东，趁此机会，康熙要求三藩并撤，吴三桂也终于反叛，其他二藩相继响应，尚之信挟父亦反，台湾郑氏沿海配合骚扰，西北亦反，北京杨起隆领导八旗家奴起义，康熙十四年（1675年）内蒙察哈尔布尔尼叛乱。年仅二十岁的康熙沉着冷静，西藏***建议裂土罢兵，康熙严厉叱责，他采取 “保持荆州以固军民之心。”的策略，运用招降宽容政策，争取回陕西提督王辅臣，安定西北，下诏停撤耿、尚二藩，孤立吴三桂，采用宽大政策，重用汉将，派六路大军进行清剿，康熙帝亲自部署，批阅军报至深夜三更，每十里设一驿站，日日奏报从未间断，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清军攻破昆明，三藩之乱平定。八年间，康熙指挥平叛，运筹帷幄，充分显示出它他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卓越的军事才能。真正实现了内地统一，人民生活日趋安定。同样也充分暴露了清初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巨大隔阂，为今后的文化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放眼海疆南明的最后领地——台湾未归，这又是康熙急待解决的问题，台湾的归属，和谈前后共十次，其中九次失败，康熙帝在三藩等作战中积累的经验告诉他，平台必用汉将，所以启用福建总督会稽县人姚启圣，泉州人施琅都被康熙发现并任用，康熙十八年（1679年）于洞庭湖建立大清水师，进行不断的训练，在漳州设“修来馆”招纳一切从台湾回来的军民将士，同时进行“迁界禁海”，阻断台湾经济来源，孤立台湾，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水师收复金门、厦门等东南失地，逐步具备了统一台湾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手段，康熙二十年（1681年），台湾内讧，康熙抓住时机果断发起进攻，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施琅率军攻克澎湖，台湾不战而降，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一日（1683年），施琅率领清军在台湾受降。八月十五日，捷书飞抵北京，康熙高兴地作诗一首，诗中末句代表他喜悦与君临天下的豪情：“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台湾设一府三县。康熙帝在他二十九岁的那年完成了大清一统，孔子说：“三十而立”。康熙正立于当时，国家一统真正实现了。台湾的统一为满汉融合，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正在举国欢庆之时，北疆突然告急，沙俄军对东北黑龙江，外兴安岭地区进行了骚扰，杀人放火，虏走妇女、儿童，挑起部落与民族间的矛盾，旨在要求中国向沙皇称贡，康熙说：“罗刹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余年。朕亲政之后即留意于此。”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曾与俄方交涉，没有结果。基于战争影响康熙进行了三次东巡，有一次康熙亲自到被俄军占领的雅克萨城下侦察敌情，测绘河流沿线地图，要求增设船厂、军队，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以萨布素为将军，水陆两军，第一次出征雅克萨，激战近一个月，成功收复被俄侵踞20余年的雅克萨城，但此战以后只毁城，未派一守军便全军退回黑龙江。有经验的康熙指示：“雅克萨城虽已克取，防御决不可疏。”果然在守军走后，俄军卷土重来，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萨布素不得不再次率军进攻雅克萨，成功并促成了谈判，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二十四日（9月7日）清代表索额图与俄方代表戈洛文签订《尼布楚条约》，奠定了今天的中国版图，《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使中俄两国40余年无战事，有利于国家发展。为中俄两国的政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交流做出贡献，是中国在对外交流方面的一个例证。实际上在索额图谈判去的路上，曾一度撤返，原因就是噶尔丹的战争问题，康熙四年（1665年），噶尔丹便自封为汗，限于各种原因，康熙不仅承认，还一再忍让，噶尔丹联络西藏***共同起兵，并不断扩张，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直抵距京师350公里的乌兰布通，康熙与其兄、其弟率三路军出征，后康熙因病撤回，二路军杀奔成功，噶尔丹西逃。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再次亲征，在昭莫多大捷，斩噶尔丹妻，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次亲征，噶尔丹大败自杀，康熙命其侄管理准噶尔部。三征准噶尔展现了康熙的雄才大略，雄图远谋和个人的雄伟气魄，同样促进了民族融合，以保证清政权的稳固，对国家发展有积极意义。此后基本上国家趋向安定，在五十七年（1718年）、五十九年（1720年）两次进行“驱准保藏”维护西藏安定，促进民族融合。随着国家的统一，政权的确立，面对着百废待兴的局面，经济的发展逐渐重要起来。二、经济发展与强盛康熙的希望之一三藩解决后，国家又趋于安定，恢复生产显得尤为重要，自顺治十六年（1659年）到康熙十六年（1677年）黄、淮河决口，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威胁，当时，北面黄河“尽归决口，北流入海，正河淤浅。宿迁以东，北岸民田，皆成巨浸。”南面“淮阳七周县田地一片汪洋。”正因于此，在三藩之乱时，康熙便派出靳辅、陈潢治水，康熙共六次南巡，每次南巡都要亲自视察河运，亲自测量计算水深，河床高度，查看冲刷情况，靳辅是用筑堤来水以冲刷泥沙，开河引水，缓和水势，效果很慢，与于成龙形成对立，后因治水后的土地分配问题触及了地主豪绅利益被捕下狱，在于成龙治水和康熙再次斟酌，于成龙也承认还是靳辅的方法好的情况下，靳辅被重新任命，却在当年去世，后张鹏翮延其方法，康熙六十年（1721年）南巡时，康熙宣布河运修缮成功，黄河在治理后几十年未决口这无疑对生产发展，社会繁荣，政权稳定，有积极作用。康熙还曾亲自监督修缮浑河，成后，更名为“永定河”，康熙用科学的态度、方法推动经济发展。作为农业大国，农为天下之本，开垦是历朝历代所必有的一项政策，康熙十一年（1672年），下旨要求“开江西黄疫之区地”等，实行“更名田”，明确产权，提高农民积极性，放宽起科年限，给农民减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谕令新垦田地永不许圈占，同时对各地灾荒进行赈济，如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赈济喀尔喀蒙古各部饥荒”。康熙三十年（1691年），“轮免湖广、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山东漕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朝鲜大饥，自海道运米赈济并平粜。”可以宣威于世界，怀柔四海。更突出的是康熙朝的蠲免钱粮政策，康熙提出“藏富于民”的思想，61年间，减免天下钱粮545次之多，普免全国钱粮三次，计银1.5亿两。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蠲免云南全年钱粮”，二十六年(1687年)“蠲免江宁等七府、陕西全省钱粮，合计六百万有余。”等几乎年年都要免，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百姓的负担，同样促进了满汉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矿禁，允许民间开矿，康熙四十四年（1705）到四十五年（1706）秋，云南省收矿税银八万零一百五十二两，黄金八十四两。增加了国家税收，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不小作用。但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实行矿禁，矿业便又停滞下去。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收复台湾后开海禁，沿海贸易飞速发展，康熙还要求对沿海捕鱼虾船免收其税，促进沿海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因沿海盗贼问题，实行海禁，从此逐渐走向闭关锁国的道路。康熙还亲自在中南海丰泽园种植御稻米，并向全国推广，多次在先农坛行亲耕礼，并绘《耕织图》对农业发展和经济强盛带来重要影响，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诏：“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解放了农民百姓这也是经济繁荣的表现，从根本上废除了对人口的限制与负担。对国家发展，经济强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康熙盛世的辉煌，正源于强大的经济作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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