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原著小说在苏联被禁，所以电影大部时间在西班牙拍摄，并长达十个月。整个莫斯科的布景在马德里外搭建；而日瓦戈跟Lara Antipova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的临时医院，以及Alexander Gromeko的祖家－Varykino，则在索里亚拍摄。由于在西班牙无法拍摄漫天风雪的情景，电影中部份冬季的情节（主要是外景），以及日瓦戈从游击队中逃脱一幕，都是在芬兰拍摄。至于日瓦戈一家乘坐火车到乌拉山脉的情节，则是在加拿大拍摄。
在Varykino的“冰宫”同样在索里亚拍摄，只是把冰冻的蜂蜡填满屋内。游击队冲锋横渡结冰的湖面的一幕，是把铁板放在干涸的河床上，再加上大理石的粉末作为假雪。电影中大部份冬季的景像都是在温暖的气候中拍摄，部份时间温度更是高达摄氏三十二度。
有人批评《日瓦戈医生》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原著和俄国革命进行了曲解，影片刻意将原本的政治意识浪漫化，将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平面化和图解化，最终仅仅讲述了一段苍白的罗曼史，使本片较像一部以大时代为背景的爱情片。无论如何，当我们看到排成长队的苏联工人在一颗巨大的红星下鱼贯而行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小日瓦戈手捧一束白花看着一袭白衣的美丽母亲被钉入棺材的时候，当影片结尾水库上方出现一道彩虹的时候，我们的确感受到了影片中博大而深沉的对人、对最渺小个体、对生活的关爱和热情。
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说：“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当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必然是名副其实的流亡者”。《日瓦戈医生》讲述了一个流亡的故事，一个关于流亡的理想和流亡的爱情的故事，当广袤的俄罗斯平原的冰雪融化后，它们最终汇成一曲奔涌的壮丽史诗，这是属于大卫·里恩的史诗。
影片的主人公，饰演日瓦戈的奥玛·谢里夫在大卫·里恩的另一部名作《阿拉伯的劳伦斯》中扮演阿拉伯王子。他在影片中的表演“全心投入而不知所云”( 《芝加哥太阳报》)，或许也正是这种“不知所云”充分表现了日瓦戈内向、敏感、多情而善良的复杂性格特征。
影片改编自俄国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凭借这部作品，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1958年被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为当代抒情诗歌和俄罗斯散文作家的文学传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但作家在自己的祖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并被迫放弃了这个奖项。
《日瓦戈医生》是大卫·里恩金像三部曲的收关之作(另两部是《阿拉伯的劳伦斯》和《桂河大桥》)，该片获十项奥斯卡奖提名，并最终获得了最佳改编剧本、电影配乐、摄影、服装设计、艺术指导五项大奖。
与原著不同之处
这出电影一般来说可算是忠于原著，主要情节未有删改，而故事亦只从小说中作出少量的修改。但是虽然有些细节－尤其是小说中的历史及政治方面，都经过掩饰或修改。小说中差不多一半的角色未有在电影中出现，部份角色的出场机会亦明显被删减（尤以Anna Gromeko, Pasha Antipov及游击队指挥官Liberius为甚）。其他只在电影中出现的角色（革命党的Kuril、游击队的逃兵、Commissar Razin及Varykino的土地管理员Petya）均是合并小说中的角色而来的原创人物。甚多影评家指电影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描述，被删减至只有五分钟的片段；以及日瓦戈在游击队中担当医护人员的情节，虽然在小说中有差不多七十页的描写，但在电影中并未有花太多的时间叙述。
这些情节上的删减应该是导演大卫·利恩的主张，在编剧罗伯特·鲍特的剧本中即使以简略的方式处理历史及政治背景，却有更深入的描述。日瓦戈身处游击队的情节中，小说中曾提及Liberius杀害濒死的游击队队员。日瓦戈在逃脱后，他的马匹被一群无家可归的小孩杀死作为食物。当日瓦戈经过一群小孩之中，小说亦曾暗示这群小孩吃掉他们父母的尸体。
在电影跟小说中变化最大的角式，相信是Pasha一角。在小说中，Pasha是一名对革命一知半解及厌恶政治的军事领袖，他最终失势亦因为他不是真正的革命党员。不过在电影开始时，罗伯特·鲍特把他描写成一个革命党的中坚份子，尽管随故事发展，他变得比以前无情。小说中失势后回到Varykino的Pasha，与日瓦戈见面后自杀身亡。罗伯特·鲍特本想把这段情节搬到电影，大卫·利恩却删减了这一幕，改为由Komarovsky道出Strelnikov的结局。
而故事发生数十年后，Yevgraf与Tonya会面的情节，亦是在电影中加插，用以带出对往事的叙述。奥马·沙里夫事后亦笑言加插这段情节，是为了安慰观众日瓦戈与Lara最终成为一对，即使观众要在电影开始后两小时才得知这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