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农历甲申年，即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自杀殉国。得知这个消息后自杀殉国的大小官员有名姓的有数千人，也有人统计认为有上万人。根据《明史纪事本末》第八十卷《甲申殉难》的记载，大概有十五六位政府高官自杀，有的是全家自杀。
以户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倪元璐为例，他听到崇祯自杀的消息后，哭着说：“国家至此，臣死有余责。”于是“乃衣冠向阙，北谢天子，南谢母。索酒招二友为别，酬汉寿亭侯像前，遂投缳。”他留下的遗言是：“都尚可为。死，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倪元璐一家是十三口人全部殉国。
然而，大清灭亡的时候，清宗室并没有崇祯皇帝的气魄，身在高位的没有一个自杀殉国的。唯有一个还是旁支，已经算不上是高官了。其他的文武大臣，为大清殉国的也是寥寥无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大清灭亡之后，纪念大清的人几乎没有，但是纪念大明的，追思崇祯皇帝的人大有人在。很多满清遗老为崇祯皇帝提携碑文，进行追思、纪念。民国时代，沈尹默为崇祯皇帝自杀的地方题写了“眀思宗殉国处”，把“自缢”改成了“殉国”，是对大明的追念。傅增湘题写了《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碑文。
有意思的是，傅增湘、沈尹默都是满清时代的人，傅增湘还中过进士。他们对大清的灭亡没有任何感觉，对大清本身也没有任何认同，反而对大明有强烈的认同感。这两个人不能代表所有满清遗老的内心，但是可以反映大致的士大夫心态。
根据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的观点，清代的政治体制是满汉分治的部族政权，汉族在这个体制中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以乾隆年间为例，军机处的领班大臣禁止汉人担任。张廷玉在雍正时期担任过领班大臣，但是在乾隆时代就没有机会担任。
直到刘墉的父亲刘统勋的时代，满族人才青黄不接的时候，乾隆爷才开了禁令，让刘统勋做了领班。同样道理，李鸿章做了那么多供献，他一生都没有进入军机处。正是这种对汉族士大夫相对封闭的政权组织模式，导致了士大夫对清政府的高度不认同。
以至于抗日战争时期，很多知识分子依然是怀念崇祯，将崇祯的地位提得更高了，以告诉国民要有骨气，不做亡国奴。所以说，民国士大夫心中的故国是大明而不是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