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农历甲申年,即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自杀殉国。得知这个消息后自杀殉国的大小官员有名姓的有数千人,也有人统计认为有上万人。根据《明史纪事本末》第八十卷《甲申殉难》的记载,大概有十五六位政府高官自杀,有的是全家自杀。
以户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倪元璐为例,他听到崇祯自杀的消息后,哭着说:“国家至此,臣死有余责。”于是“乃衣冠向阙,北谢天子,南谢母。索酒招二友为别,酬汉寿亭侯像前,遂投缳。”他留下的遗言是:“都尚可为。死,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倪元璐一家是十三口人全部殉国。
然而,大清灭亡的时候,清宗室并没有崇祯皇帝的气魄,身在高位的没有一个自杀殉国的。唯有一个还是旁支,已经算不上是高官了。其他的文武大臣,为大清殉国的也是寥寥无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大清灭亡之后,纪念大清的人几乎没有,但是纪念大明的,追思崇祯皇帝的人大有人在。很多满清遗老为崇祯皇帝提携碑文,进行追思、纪念。民国时代,沈尹默为崇祯皇帝自杀的地方题写了“眀思宗殉国处”,把“自缢”改成了“殉国”,是对大明的追念。傅增湘题写了《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碑文。
有意思的是,傅增湘、沈尹默都是满清时代的人,傅增湘还中过进士。他们对大清的灭亡没有任何感觉,对大清本身也没有任何认同,反而对大明有强烈的认同感。这两个人不能代表所有满清遗老的内心,但是可以反映大致的士大夫心态。
根据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的观点,清代的政治体制是满汉分治的部族政权,汉族在这个体制中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以乾隆年间为例,军机处的领班大臣禁止汉人担任。张廷玉在雍正时期担任过领班大臣,但是在乾隆时代就没有机会担任。
直到刘墉的父亲刘统勋的时代,满族人才青黄不接的时候,乾隆爷才开了禁令,让刘统勋做了领班。同样道理,李鸿章做了那么多供献,他一生都没有进入军机处。正是这种对汉族士大夫相对封闭的政权组织模式,导致了士大夫对清政府的高度不认同。
以至于抗日战争时期,很多知识分子依然是怀念崇祯,将崇祯的地位提得更高了,以告诉国民要有骨气,不做亡国奴。所以说,民国士大夫心中的故国是大明而不是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