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战国秦汉以后，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历来是“诸法合体”，不存在任何专门的商法。至20世纪初年，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奖励工商实业的政策。光绪三十年(1904年)颁布了由。商部奏定”的《商律》，是中国第一部正式的商法。
《商律》由《商人通例》和《公司律》2部分组成。《商人通例》共9条，比较具体地规定了商人的身份及经商权力。《公司律》共131条，分11节。详细规定了贸易公司的组织形式，创办方法和经营管理方法等事宜。
编纂《商律》这在旧中国几无先例可寻，因而基本上是对外国(主要是德、日等国)的抄袭，体例上亦属德国法系(如将公司法作为独立的一章规定在商法典中)。所以这部《商律》虽系清朝封建统治者所制定的专门商法，却具有十分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
清政府制定《商律》的目的，从根本上来讲，当然是为了控制日益发展的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广辟利源，摆脱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制定商法本身，在当时又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因而具有某些积极的意义。其一，有助于改变传统的贱商风气，以法律形式肯定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其二，为商人的经商活动和权利提供了某种法律保护，并为解决商事诉讼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根据，其三，《商律》的颁行与其他奖励工商实业政策互为补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20世纪初年清政府在极短时间内，由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过渡到颁行商法，劝办商会，奖励工商实业，改革陈旧格局，以试图作某种调整，产生了《商律》专法。这虽然是来得太晚的反省，但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客观进程，信得我们重视和作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