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建国四百年后，经过三国鼎立，两晋王族之争，中国内部分崩离析，给徙居华北边境的少数游牧民族以可乘之机。蒙古系游牧民族匈奴、羯、鲜卑，藏系游牧民族羌、氐先后入侵中原，建立了十多个小王朝，即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战争和民族大迁徙促使胡、汉杂居，南北交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和西域国家的异质文化与汉族文化的相互碰撞与相互影响，促使中国服饰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思想大碰撞的时代，这些思想观念的发展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魏时的曹操废除儒说，崇尚名、法两家的思想，主要是为了打击豪门贵族、削弱他们的势力，使经济命脉、政治权力更有效地集中在中央。所以他扬名家思想、启用贤士。在天人关系上，曹操公开申明自己“性不信天命”，把天看作是“阴阳四时”、有规律可寻的自然现象。魏时的后期又将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提出“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礼、法并存地治理国家。这是魏时统治思想的一大特点。
晋时是玄学迅速发展、并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时期。这一学说是将儒、道两家进行改良与结合，在提出“无为而治”的同时又推出“伦礼纲常”。当时玄学的倡导者主要是在社会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贵族豪绅和十分有经济势力的地主阶级。提倡玄学的目的起初在于削弱中央统治，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样豪门贵族的势力再次扩大。玄学的后期其内涵成了大部分倡导者的行为，这是因为后期贵族中间的相互斗争，失利者只好以此来超脱自己，因此它代表了大部分中小贵族、地主、土豪的思想和利益。于是一时间玄学之风大兴，怪诞之事四起。在魏晋的后期佛教和道教的兴起都对思想之态和文化之风有一定影响，这些在服饰文化中都有一定的反映。佛教本在汉时就有传入，只是在魏晋时先是融进了儒学思想，后又掺入了玄学思想，才在我国广为传播开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任何文化的传播，只有异地的风貌与本土的文化有所融合，才能在那里生根开花。这一点在中、西方服饰史中都可以明显地见到。再则，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事频繁，混战了近四百年，所以大大促进了文化的广泛交流和融合。从整个历史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艺术都是一个既丰富、又活跃的时期，同时东西南北的文化在此时也得到了广泛的交流，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流，这一点，在服饰变化上体现得尤为深刻。
或许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中原男子在这一时代也开始流行上衣和裤装。绔、裤互称。由于南方的湿热气候，高齿木屐开始流行。魏晋南北朝时期老庄、佛道思想成为时尚，“魏晋风度”也表现在当时的服饰文化中。宽衣博带成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流行服饰。男子穿衣坦胸露臂，力求轻松、自然、随意的感觉，魏晋的名士们多光身着宽大外衣，或者外衣内着一件类似今天吊带衫的奇特内衣，并不穿中衣，此衣式仅见于这一时代；女子服饰则长裙曳地，大袖翩翩，饰带层层叠叠，表现出优雅和飘逸的风格。
袿衣（杂裾）是魏晋女服中的礼服。魏晋时期衣冠承于东汉，一秉东汉追求繁华、奢丽的风格，袿衣即是衣两侧有尖角的款式，魏晋时，人们将尖角家常，敝屣旁边加以垂饰飘带。服装看起来一场飘逸，这便是彼时辞赋中的“华袿飞髾”。
在这个民族融合的时代，非但汉民族服饰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初建政权之后，也改穿汉族统治者所制定的华贵的服装，醉心于高冠博带式的汉族章服制度，如北魏孝文帝的改制。迁都洛阳后由孝文帝推行了全面的文化改革，大量地吸取了汉文化，甚至改变本族的语言，在服饰上也推行了汉制。当时祭服全部改为汉制，朝服、常服也以汉服为主。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帝始服衮冕；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改革其本族(鲜卑)的衣冠制度。公元495年接见群臣时，他就班赐百官冠服，用以更换胡服，而实用功能方面比汉族统治者所穿的宽松肥大的服装优越的胡服，则向汉族劳动者阶层转移。在同一时期，西域各国商民来到中国经商，在中国归附定居的也不少。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的异质服饰文化与汉族传统服饰文化并存和互相影响，构成了南北朝时期服饰文化的新篇章。
此时广大南方人民在原来汉服的基础上吸收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特点，一改以往的整幅宽身的服饰形制，服饰裁剪日趋合体，传统的服饰样式，甚至连常服中应用最多的深衣也逐渐消失。而胡服在这一时期才不仅仅是军人所穿，一般官人以及侍从、宫内人员、贵族及百姓都有穿着，在中国广泛地流传开来。当时常服主要是吸收了胡服的裤的特点，形成了以裤衫为基本形制的服饰，当时称为裤褶。那时南方本以原有的冠服如通天冠、进贤冠、绛纱袍及下身裙装为礼服，而自北方的裤褶服盛行后，南人也采而服之。但毕竟在朝会或礼仪中，这种装束显得不够严肃，因此，南方人就将上身的褶加大，并加大了袖管，下身的裤管也加大了，成为裙裤的形制，因为这样的形制才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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