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防节度使权力过大，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中央统治集团日益腐朽；土地兼并严重；军队战斗力薄弱；农民负担严重。
首先内乱的种子在很多年前就埋下了。这张公元696年的地图，可以清晰的看到，大唐有两个明显相反的用兵方向：
向西对抗突厥，吐蕃以及西域诸国
向东对抗契丹，靺鞨，奚人等部落
两个完全相反，相距甚远的用兵方向，势必会造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军政资源聚集中心，这是很危险的。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传统，而唐朝是一个没有无线电，铁路，汽车的年代，皇帝控制地方实力派的主要途径就是就是军事威慑。
关中，河朔两个军事行动方向，其实早已经埋下了内战的种子。
在盛唐时期，不受朝廷控制的庞大的准军阀集团虽然正在逐步形成，玄宗时期就设立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让节度使在边地征兵，边境军队高达49万人。
但由于忌惮中央政府的“强大”，朝廷又控制了河朔集团主要的经济来源，这些准军阀一时不敢动作，等到唐朝中央政府略显衰弱，这帮人就活跃起来了，安史之乱只是将这种割据形势摆在了明面上。
其次唐朝的中央政府严重误判了安禄山集团和关中集团的实力。在账面上，唐朝政府拥有压倒性优势，安禄山掌握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兵力，拥有兵力约15-20w。
而唐朝中央军就拥有十余万兵力，同时可调动的个藩镇兵力高达三十万人。仅看人数唐玄宗对安禄山显然有压倒性优势，事实上当时的唐朝中央政府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安禄山有胆量反叛。
当然，唐中央政府的优势仅仅存在于纸面上，首先安禄山拥兵边陲，其手下骁勇善战；而唐朝中央军队久疏战阵，战斗力远远不及安禄山的精锐之师，百战之将。其次从开元晚期开始，唐朝政治日益腐败。等到天宝年间，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更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挥金如土。
又将国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李林甫是口蜜腹剑的宰相，任内凭着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九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到宠幸而继李林甫出任宰相，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让安禄山有机可乘。
安史之乱初期，唐朝准备不足，当时海内承平日久，百姓以及几代人没有见过战争了，听说范阳兵起，远近都震惊。河北都是安禄山统辖范围内的，叛军所经过的州县，都望风瓦解，叛军很快就控制了河北。 而唐玄宗仍然认为是厌恶安禄山的人编造的假话，没有相信。
安史之乱还有其他原因：
比如民族问题：
自南北朝以来，大量契丹人、奚人迁入河北北部，唐太宗打败突厥人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
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胡人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族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大量少数民族投入叛军帐下。
经济问题：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 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 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
不仅仅普通百姓受到影响，唐朝的府兵制也受到严重冲击，兵户破产逃亡严重，至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冲折府以无兵可交，府兵制终于废止。此后，折冲府只有兵额和官员，既没有兵，也没有驮马、武器等各项军资。
其实在安史之乱后，唐朝形势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关中集团毕竟是战争的胜利者，又有全国的供给，实力还是要强过河朔军阀的；而河朔军阀内部矛盾重重，比较有大的军阀就有范阳节度使、成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等等。
中央的神策军对单一军阀有碾压性的优势，只要不动河朔诸镇的整体利益，或换或杀一两个军阀头目不在话下，完全无法指挥的军阀只有河朔三镇，但也能保持名义上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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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依然取得了不少对外胜利：
779年，唐朝击败吐蕃、南诏联军。唐德宗时，剑南节度使韦皋招降南诏，与之结盟，共同打击吐蕃。
843年，唐军在杀胡山击破回鹘，收降回鹘骑兵两万。
847年，唐军击败吐蕃军阀论恐热，之后收复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后逐步收复西北地区被吐蕃侵占的土地。
真正摧毁唐朝的还是“黄巢之乱”，此次起义后，关中地区军事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对抗单一的河朔军阀都困难重重。甚至关中内部，天子脚下都有军阀产生，这时唐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安史之乱爆发的主要原因：
设立藩镇、边兵过重；唐前期，在边防要地设置藩镇，以节度使统领军队，每个节度使拥有2至9万人的军队，而当时唐朝全部军队的总数不过57万。节度使的边兵要比京师及内地的兵多出6倍，且精兵强将都集中在边疆地区，这就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节度使不仅拥有长期受自己控制的军队，还兼管着当地的民政、财赋，很快发展成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相邻民族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会使经济条件较低者为物质享受所引诱，向经济发达地区施行掠夺与侵略；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做了许多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改革和调整。他开创了有唐一代的盛世，史称“开元盛世”。手握重兵的安禄山有了造反的能力与想法，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更多的物质享受以及更大的权力，便趁朝廷不备之际，发动了叛乱。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唐朝经济，虽然表面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盛世背后，己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唐朝赖以富强的“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被大官僚、大地主、大豪商大量兼并。大批农民陷入了失田失业，破产流离的绝境。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宰相与寒族、胡人之间的矛盾激化 ， 唐初原就有“出将入相”的制度，但到了李林甫任宰相之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宰相之位，向玄宗提议用胡人为将。胡人没有文化，不识汉字，即使有再大的功劳，也不可能入朝为相。
民族矛盾；唐朝虽属开放型的封建王朝，但在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影响下，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玄宗时期，就多次攻伐奚、契丹部落。但同时，玄宗又完全不设种姓之防，宠信杂胡安禄山，任由他大肆提拔胡将，排斥汉人。
玄宗腐朽统治；玄宗享有太平之世日久，以为天下太平，从此万世无忧，“宴安骄侈”就代替了“励精图治”从早年的积极纳谏转变到拒谏甚至杀谏。对敢于直言进谏的正直君子憎恨排斥，反而“远正士，昵小人”。
安史之乱爆发的主要原因
1.大的方面，历史再次证明了古代中国尤其是汉人政权，不适合外重内轻的黩武政策，而应倾向于内重外轻的防御政策。
之前奉行类似国防政策的秦朝同样出了问题，岭南军团于秦亡之际闭关自守，拒不回援。之后基本统一的汉人政权宋明都奉行类似方针，明朝大部分时间对外军事行动也比较保守。
2.小的方面，虽然玄宗御宇经年，指挥过政变，驾驭过权臣，也策划过军事行动，但和杨广一样，没打过硬仗。他的政治手腕还是比较高明的，但军事才能在这次战争中让人大跌眼镜。
按理说，安禄山的军队并不是常胜“铁军”，安本人也不是战神级人物，他造反前讨伐过契丹，为之大败并险被活捉。造反后，他的部队只在毫无防备的中原可以横冲直撞。在雍丘睢阳，在潼关，遇到唐军依托地形工事的有效阻击就停滞不前，同时郭子仪和李光弼还在河北连战连捷去抄他老巢。
但误导玄宗的恰恰是敌人与其气势不相称的战斗力，这使玄宗在经历了渔阳鼙鼓动地来、封常清连败后的震惊后，转而又低估了此次叛乱的严重性（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在后来唐肃宗平乱时还反复出现）。在哥舒翰击退叛军进攻后，他可能认为叛军锐气已竭，希望尽快平定叛乱，并将其对唐朝经济、军事、国际地位影响降至最低，从而将盛唐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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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本来发展轨迹中，安史之乱本应是唐朝中央开始注意削弱边镇的开始，历史还是眷顾大唐的。对比汉景帝平七国之乱的策略，梁国正面坚守，周亚夫出奇兵抄吴楚退路，这个战术奇正配合到位，汉朝得以顺利平乱。
此时潼关就相当于梁国，而郭子仪等就相当于汉军，睢阳相当于济北。潼关比梁国的睢阳（梁国抗击吴楚也在睢阳）坚固，郭子仪李光弼的军队也更善战，所以一时唐朝战略态势比汉朝还好些。可唐玄宗和杨国忠逼迫哥舒翰出潼关，正是这个昏招，把唐朝推入无底深渊。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安史之乱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严重；边防节度使权力过大，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中央统治集团日益腐朽。
土地兼并严重是和均田制的破坏密切相关的。唐初实行均田制时，并未改变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状况，土地可以在各种名义下买卖，因而只能延缓而不能阻止土地兼并。后来均田制逐渐废坏，土地兼并日益发展。到唐玄宗后期，土地问题日益严重，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逃亡，严重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基础。
边防节度使的权力膨胀是和府兵制的破坏分不开的。唐初，府兵的地位高，待遇好，因而兵源稳定。高宗以后，征战频繁，府兵戍边、出征往往逾期不得轮换，而其优厚待遇多被取消，府兵逃避征调或逃亡的很多。
于是唐玄宗时废除了府兵制，普遍实行募兵制。招募而来的士卒长期驻守边疆，与边将关系密切，因而极易成为边将的私人武装。同时边将的权力也在逐渐加强。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开始在边地设节度使。
至天宝元年（742年）时，共设平卢、范阳、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北庭、安西、剑南等九节度使及岭南经略使。他们各领兵二、三万至八、九万，并由起初只管军事发展到兼管行政、财政，集大权于一身，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
而此时唐玄宗已怠于政事，沉缅于酒色歌舞，穷奢极欲。政事则先后委于宰相李林甫、杨国忠。李林甫口蜜腹剑，勾结宦官，妒贤嫉能，他掌权十九年，政治日益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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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向唐朝发动的战争，是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促使唐代开始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
由于发起反唐的指挥官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故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于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
土地兼并严重是和均田制的破坏密切相关的。唐初实行均田制时，并未改变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状况，土地可以在各种名义下买卖，因而只能延缓而不能阻止土地兼并。后来均田制逐渐废坏，土地兼并日益发展。到唐玄宗后期，土地问题日益严重，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逃亡，严重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基础。
边防节度使的权力膨胀是和府兵制的破坏分不开的。唐初，府兵的地位高，待遇好，因而兵源稳定。高宗以后，征战频繁，府兵戍边、出征往往逾期不得轮换，而其优厚待遇多被取消，府兵逃避征调或逃亡的很多。于是唐玄宗时废除了府兵制，普遍实行募兵制。招募而来的士卒长期驻守边疆，与边将关系密切，因而极易成为边将的私人武装。同时边将的权力也在逐渐加强。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开始在边地设节度使。至天宝元年（742年）时，共设平卢、范阳、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北庭、安西、剑南等九节度使及岭南经略使。他们各领兵二、三万至八、九万，并由起初只管军事发展到兼管行政、财政，集大权于一身，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
而此时唐玄宗已怠于政事，沉缅于酒色歌舞，穷奢极欲。政事则先后委于宰相李林甫、杨国忠。李林甫口蜜腹剑，勾结宦官，妒贤嫉能，他掌权十九年，政治日益黑暗。他死后，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为相。他结党营私，贿赂公行，政治更加黑暗。朝廷直接掌握的武力也大为削弱，代替府兵的骑缺乏训练，战斗力差，无论数量、质量都远逊于节度使的武力。此时唐又与吐蕃、南诏多次发生战争。唐军攻南诏屡败，天下骚然，国力虚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