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古文方面未成气候是个事实。然而如果过于强调未成气候，没个“但是”，又未免让人泄气，且有遗珠之憾。其实古文高手是有的。而且某些高手某些佳构，放在古人群里，未必不能颉颃一二。有时乏少的不是明珠，而是识珠之人。但即使识了珠又能如何？天之生才，何代无有？何地无有？即有一个两个十个八个里手行家，还是不能吞吐百川，写泻万壑。为什么？古人群里十百之夫，能拔二三文学（文言）。今人群里，万万不一。靠你十个八个布衣匹夫，便是条大鱼，又能掀起多大的浪花呢？
所以就“气候”二字而言，虽有豪杰之力举，亦不得不饮恨而吞声。当然这还是意气话，之所以未成气候，就时代而言有很多的原因。这些原因有些已经无法再现，比如儒术的独尊、书写工具的限制；也有些既是弊因，亦是成因，容下文叙议。何为文言，语言产生，最先表现形式为口头语言，亦即口语。之后为了记录，经过摘要、规范、精炼而成书面语，即是文言。但三代之前，书面语（文言）只是字数精炼，其语义句法等等，与口语基本一致，并未出现实质性的分化。所以能听懂口语的，基本也能读懂文言。比如《诗经》、《楚辞》，大抵即是当时口语。书写工具的限制，三代之时，作为文字的载体，龟甲、钟鼎曾主导一时。它们要么通过刻镂，要么通过铸造，费时费力，不便流传。这种情况要求语言尽量简短，字越少越好，越精炼越好。所以书面语采用言简意赅的文言，就是必然的了。
口语作为面对面的交流语言，自由灵活固然是其优势，但因为太过多变，在保存文化、史料方面不够准确。横向来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口语，比如粤语、吴语、客家语、闽南语等等方言体系。
纵向来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口语，往往十百年间，已经乡音数易。尤其唐宋之后，以口语语法为基础的白话，与传统文言的分化，已经彼此陌路，视如秦越。这就导致形诸文字之后，后人无法理解前人语意。怎么办呢，于是古人就做了个英明的决定：口语随宜，置之莫问；但书面文言，千古不易。这也有效保障了我们传统文化的连续性。
东汉之时，造纸术产生，给文字的传播提供了条件。那么此时，文言简洁的优势就减弱了吧？是的。不唯如此，那时书面语和口语之间还有了分化。口语灵活多变，能因场合与发言者不同而被自由使用，又相对简单，不学而能（不兴抬扛的，说口语也要学；我是说口语不用刻意学，像走路一样，发育到某个阶段，自然产生某种技能）。而文言是要学习的，即使在古人而言，不学也是不会。文言的优势削弱，而劣势愈加明显，远不如口语自由灵活，适于交流，那为会么竟未消亡呢？原因有两点。帝王之力，传承之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