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志集成中的一部重要作品——《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吉林(精装)(套装全2册)》收录了光绪时期的吉林通志两卷。这部著作揭示了历史与地方志的紧密联系,两者虽然形式各异,但源头相通。史学大家如王守仁、章学诚曾提出“五经皆史”和“八经皆史”的观点,这既暗示了六经作为古代历史资料的重要地位,也揭示了它们在史学和方志起源中的关键作用。
六经的创作源于远古时期,周代设有五史官,包括典籍、记事等职责。各诸侯国也有自己的记事史官,他们保管的地理书籍、地图和各类志书,如梼杌舆春秋等,都源自周官的管理。司马光的《河南志序》和马光祖的《景定建康志》都追溯了郡书的起源至《周官》所记载的内容。早期的《尚书·禹贡》和《山海经》已经展示了方志的初步形态,表明其历史悠久。
自汉代开始,方志的形式多样化,如《越绝书》、《吴越春秋》等“方记”,《巴郡圆经》的左图右书,以及《邺中记》、《荆楚岁时记》等地方杂记,都展现了史志的雏形。隋唐时期,总志的编纂如《诸州图经集》、《区宇图志》等不断涌现,而《太平寰宇记》更是增加了风俗、人物等多元内容,成为行政地区全面记录地理、历史、文献的典范,为后世方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自那时起,地方志的编纂从未间断。明清以来,方志的种类更加丰富,既有全国性的总志,也有府州县志,甚至乡镇也有自己的志书。清代公私修志总计五千六百八十五种,名家之作更是不胜枚举,民国时期也有大量志书问世。然而,对比之下,法国和苏联虽然有地方博物馆,但在方志编纂方面却相对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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