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中国历史，每当国力雄起与外患接踵时，往往就是中国中心论与文化优越论不断升温乃至急遽膨胀的历史时期。目前，中国正在走出近两百年来的梦魇与低谷，尤其应该警惕中国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论穿上偏执狂热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华衮卷土重来。 虞云国 前年北京奥运会，去年建国六十周年国庆大阅兵的强大阵容，今年上海世博会，经济危机中率先复苏的良好势头，GDP总量跃升世界排名第二，所有这些，让有些国人在看待中国国际地位时有点头脑发昏。大谈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乃至动辄中国不高兴的言论，不断在耳边聒噪。反思近代以前中国如何看待与应对外部世界的问题，也许会让人清脑明目，放正中国与世界的位置。 在古代，中国一词，最先不是一个国家概念，而是基于文化因素上的地域概念，或是基于地域内涵上的文化概念。大体从秦汉起，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开始形成，中国才逐渐用来指称国家实体，同时也隐含构成这一国家实体的主体民族。 相对中国，当时还有一个四裔的概念，其语义原是四边的意思，后经引申特指中国的周边。这一概念，隐然已有中国中心论的价值取向。《左传·文公十八年》说投诸四裔，以御魑魅，表明当时中国人认为四裔都是蛮荒地区，其外则是魑魅的居住地。总之，中国的四裔都是拱卫华夏的蛮夷，按其方位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在此意义上，四裔即四夷。 自先秦以来，古代中国人鲜明地划出中国、华夏与四裔、夷狄的界限，而所谓华夷之别、夷夏大防，主要不是族群的区别，而是文化的差异。孔子说过内诸夏而外夷狄，也是就其文化程度而言的：内诸夏为礼仪之邦，外夷狄乃化外之民。 最初的中国人自然而然地认为，中国即天下，后因张骞、玄奘与郑和等出使的经历，对天下（世界）与中国（华夏）的大小观念虽有认知，但迟至明清，仍顽固地把中国等同于天下。即便不得不承认天下大于中国时，他们也依旧坚信，中国位居天下之中央，形成一种将四裔也包括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之内的新天下观。 这种中国中心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构件，附着于儒家思想之上，自始便有强烈的文化意义，并在四夷压迫中国时越发高涨。当北宋受到辽朝与西夏的威逼，学者石介就在其《中国论》里强调：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 当中国一词用于国家概念后，大一统的中国君主，无不把自己视为整个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唐太宗表示：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这种观念不自唐太宗始，直到明清皇帝那里，仍能听到类似的声音。 周天子声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明中国中心论已有足够的历史资源供其利用。作为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理念，中国中心论就是自居为天下的中心，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就是宗主与藩属的君臣关系，中国周边的四夷（无论是民族，还是国家）应与腹地一样，只有来朝进贡，俯首称臣，才是天下之正义。贾谊有一段议论虽针对汉初形势所发，在古代中国却有普遍意义：古之正义，东西南北，苟车舟之所达，人迹所至，莫不率服，而后称皇，也就是说，凡天子者，天下之首；蛮夷者，天下之足。 有学者把这种朝贡称臣分为中国与境外各国各族的关系以及与境内各民族政权的关系，认为前者是独立对等的国家或民族间的关系，后者是不平等的依附关系。但就接受朝贡称臣的主体而言，中国中心论的主张者对来朝客体从来不作本质区分。这有乾隆朝自我标榜为证：天朝富有四海真所谓至于海隅日出，罔不率俾者矣！也就是说，海隅日出的普天之下，都必须来朝称臣。 中国中心论之所以需要维持这种纳贡称臣的形式，无非藉此宣扬国力，夸饰太平，让中国的君主乃至其治下的本土臣民获得一种强烈的精神满足，沉迷于天下中心的地位。史载贞观四年（630年），连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也忘乎所以地沉醉在来朝四夷世为唐臣的谀颂中。倒是元代史家马端临还有一份清醒，其《文献通考》曾说：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来，讽以希口，宜无不可。也就是说，中国中心论往往是一厢情愿的自我感觉，甚至只是暗示对方说好话而求来的门面功夫。 中国中心论的外在政治形式主要体现在四夷朝贡、天朝册封，而秦汉以后逐渐自觉的中华文化优越感则是其核心意识。二者互为表里，相互支持，构成古代中国认识、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两大基本理念。 任何民族热爱自己的文化，是完全正常的。理性的认识是，不应该因此将自己的文化视为天下最优越的文化，并主张这种文化具有普世性，从而抹杀其他文化的存在价值。然而，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华夏体现文明，四夷体现野蛮。据吕思勉的《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这种中华文化优越论在春秋时期发足，而在秦汉以后不断强化。 在古代世界，中华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不仅朝鲜、日本等深受中华文化浸染的东亚国家对中国深表认同与仰慕，其他周边民族也对中国表示向往。周边民族与国家对中华文化的向慕，是中华强势文化在外部世界的折光，而这种反射回来的折光，让古代中国人更加沉浸在原有的文化优越感中。乾隆朝修撰《皇清文献通考》时就陶醉道：四夷自附于中华之礼教，是则圣人之道之大与圣朝之化之神也。 文化优越感以精神层面支持了中国中心论，中国中心论又以国家形式强化了文化优越感。这种互动所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古代中国在处理外部世界事务时，对周边民族与国家往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自大与不屑为伍的鄙视。于是，在古代中国与周边四夷的关系中，不仅没有平等可言，甚至连起码的对等关系也不能接受。大业初，隋炀帝见到日本国书抬头为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就大为不悦道：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表现出不屑一顾的傲慢与偏见。 这种态度，不仅有悖近代以来的平等观念，也违背了儒家素所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在当时人的观念中，不仅严格区分华夏与夷狄的文化等级的高下，而且把四夷划入禽兽的范围。《左传》就有诸如戎狄豺狼之类视四夷为禽兽的言论，在二十四史《外国传》或《蛮夷传》里更是时有所见，甚至出自班固、魏征等政治文化精英之口。 当然不能要求当时人就具备所有民族、国家一律平等的现代意识，却必须承认，古代中国对周边民族与国家的根本看法，已经超出民族文化自豪感的正常阈度。正是这种文化优越感的过度膨胀，导致了古代中国人对周边民族与国家抱有偏见与鄙视，造成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挑战难以有理性的态度与正确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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