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学术界的1些学者则认为，“由于古代中国和西方科学家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本身的角色意识不同，所以，他们除为求知这1共同目的进行科学探索活动外，还有不同的目的。古代中国科学家进行科学活动更主要的是为了实用，为生存服务；而古希腊的科学家更主要的是为了解释自然，为认识服务。以天文学为例，古代中国官方天文机构名称历代不同，如太史、太史局、司马监、钦天监等，但天文机构的设立1是为了制定历法。2是为了观测天象。在古代，历法是人民‘生存’的指南，农田的耕种、收播都要依照历法行事。历法的另外一个重要功能是，中国历代帝王登基都以颁布他的新历法作为其公道性的标志，如刘歆的‘3统历’就是为王莽篡权而制定的，及崇祯改历等。观测天象主要用于为皇帝预测吉凶，以求奉天承运，行战争，平天下。这类为生存服务的实用传统为中国人从事科学探索设定了1座无形的围城，人们1旦谈及科学就一定进入这座围城，否则就不属于科学探索范围，这也就是古代中国历代都出现出1些天文学家，整体人数比其它学科都多，而且天文学研究1直延续进行，却没有产生出天文学体系的原因。” 我们的辞书也是只有“中国天文学史”的词条，没有“中国天文学”的词条，没法使人象了解希腊、埃及、阿拉伯天文学的框架那样对“中国天文学”的框架1目了然。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果没有“中国天文学”，那麽“中国天文学史”又从何而来？古代中国究竟有无天文学？为什麽同是面对中国古代大量的天象记录，却会有如此不同的看法，除带有偏见的种族轻视这1缘由以外，学术界的1些学者不了解古代中国天文学的独特性，用西方天文学知识探究古代中国天文学，也是不承认古代中国有天文学的1个主要缘由。立足点不同是足可让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岭有路可行，峰无路可攀。有路可行则所获颇丰，无路可攀则收效甚微，立足点、研究方法不对头会让人1无所获。由于对中国天文学的正确认知直接关系到对中国传统科学与思想文化的正确认知，所以非常有必要从根本上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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