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管仲
管仲是春秋时期的先秦诸子之一，是当时叱咤风云、相齐独霸天下的显要人物。
管仲经鲍叔牙推荐，相齐辅佐桓公，为齐国独霸天下，立下了首功。“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但管仲具有不修小节而胸环大志，以功名显扬天下为荣、为重的人生理想。正如管仲谈鲍叔对他的认识：“知我不修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管仲不仅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对待别人也不是计较小节，而重志向。齐桓公自称“不幸而好田”，“不幸而好酒”，“不幸而好色”。当他问管仲“寡人有邪三，其犹尚可以为国乎”时，管仲向他分析这些毛病：“恶，则恶矣，然非其危者也，人君唯犹与不敏为不可，犹则之众，不敏不及事。”在这里，管仲要求人要急国家之大功大利，而不要拘泥于个人的小辱小耻。这种功名观是从富国强兵、争霸天下的根本目的和实际利益出发的。面对春秋时期群雄逐鹿的乱世局面，管仲的功名观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客观依据。但也还是管仲的这一观点，却在后人的视界中引发出矛盾性评价。
第二位、商鞅
肯定商鞅的人，比如王安石认为：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而资治通鉴中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虽说商鞅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本也无可厚非，反而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
商鞅的改革是战国最彻底的改革，秦国完成了社会性质的转变，奠定了未来秦统一的基础，这和商鞅个人的能力息息相关，商鞅变法成功根本是因为秦国有最适合变法的政治土壤。历史课本没有骗大家，这才是标准的唯物史观。
范蠡是春秋时期楚国人，以扶助越王勾践复国、献出西施而被记载于史册，越王勾践复国成功后，范蠡因功获封上将军。但他急流勇退，毅然离开越国，出海到了齐国，自称“鸱夷子皮”，转而经商。据说范蠡到了陶（今山东定陶），认为陶这个地方乃是天下之中，于是在此定居经商十九年，三致千金，死后亦葬于陶，史称“陶朱公”，并被后人尊为商祖。
端木赐，复姓端木，字子贡，乃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孔门十哲之一，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子贡在孔子门生中以言语闻名，据说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办事通达，曾任鲁国、卫国之相。子贡尤其善于经商之道，为孔子弟子中首富，孔子周游列国的经费有不少就是可能就是子贡赞助的。
白圭这个名字在古代，可是和陶朱公“范蠡”并称为“商圣”的人物。白圭，名丹，字圭，曾在战国时代魏惠王属下为大臣，善于修筑堤坝，兴修水利。还主张减轻田税，征收收成的二十分之一。一直到明清时代，战国最大的区域性集团徽商还保留了许多两千年前的白圭遗风。风行一时的小说和电视剧《大秦帝国》之中，虚构出来的商鞅之妻白雪正是商圣白圭之女。
秦国名相，大商人吕不韦。吕不韦是中国古代政商的最高峰，因为他不仅在经商方面在当时可称第一流，更在政治上做到了战国第一强国——大秦帝国的丞相，甚至是未来秦始皇帝的“相父”。
吕不韦最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就是他由商道入政道，并以商人投资的眼光投资了秦国的落魄公子异人，把他成功扶上了王位，自己也如愿以偿成为秦国丞相。
惠子名施，战国中期宋国 。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是名家学派的开山鼻祖和主要代表人物，为大哲学家庄子的至交好友。
孙武字长卿，齐国乐安人，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或孙子（孙武子），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
2、秦孝公、商鞅：实行改革，奠定秦国统一六国的基础。
3、秦惠文王、秦昭襄王、秦庄襄王：秦国统一道路上的明君。
4、司马错：定策伐蜀，取成都平原，秦国益强，为一统天下稳固其经济实力。
5、樗里子嬴疾：秦国左丞相、国史中第一位“智囊”。
6、张仪：著名纵横家。
7、穰侯魏冉：四任秦相，举荐白起为将，策划秦齐东西称帝，削弱三晋、强楚。
8、范雎：远交近攻之策，秦国统一六国的关键战略。
9、吕不韦：秦相，取周、赵、卫的土地，置三川、太原、东郡诸郡。
10、秦始皇、李斯：大一统领导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