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都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社会福祉。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我国通过一系列与经济阶段相适宜的、逐步挣脱束缚的体制改革，借助全球红利、发挥后发优势迅速积累了庞大的国家财富，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中国奇迹”。下一阶段，人均GDP已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能否成功开启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实现经济质量的全面提升？在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就此接受《理论周刊》专访，他认为，从中外比较来看，无论在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方面还是政策调整的空间方面，目前我国都具有明显的优势。未来只要政策把握内涵式增长的正确方向，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中国奇迹”的延续就有充分的保证。
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关键动力及作用机制
记者：1979年到2011年的32年中，我国经济年均实际增长率高达9.9%；也恰恰在2010年，我国以人均总收入4260美元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对这一亮丽的高增长成绩，您如何看待其背后的关键动力及作用机制？
连平：我们的测算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际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贡献约6%，人力资本贡献约15%，资本存量贡献约59%，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约20%。分阶段来看，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到最近十年的三个时段中，劳动力数量贡献率逐阶下降，人力资本贡献率在后两个时段低于第一时段，资本存量贡献率逐阶上升；而最近十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水平有较大程度下降，与上世纪80年代水平相当。
首先，资本存量的高速积累是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存量年均增速高达11%，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也由1978年的30%上升至2011年的51.5%；高速积累的资本贡献了我国经济实际增长率的59%。资本的快速增长与积累是中国过去三十余年间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在转型经济体制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又体现出政府投资主导来源与房地产、基建投资主导去向的两个主要特征。
其次，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于劳动力数量。从数量与质量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依全社会就业人数测算出的劳动力数量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但分时间段来看，劳动力数量贡献率有逐步下降的态势，这与就业人口数增速放缓呈现出的人口红利弱化密切相关。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业人数增长平均拉动经济增长约0.7个百分点；最近十年间，就业人数增速下降，仅拉动0.2个百分点左右。另一方面，相对于劳动力数量而言，以收入回报加权的受教育水平为代理变量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大，约为1.5个百分点。
再次，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经济的低波动提供辅助动力。转型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可认为是制度效率与技术进步的整体体现。过去三十余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了经济增速约1/5，是仅次于资本的第二动力要素；其中1984~1988年间、1991~1994年间以及2005~2007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的贡献度很高，而这些又恰恰是我国体制改革力度较大的时段。在从计划经济过渡至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正是由于在每一次体制改革效果趋弱时及时推动了新一轮改革，才使得中国经济在连续三十年保持高增长的同时仅出现了2.7%的低波动率。
最后，体制改革是诸要素动力释放与协同机制的根本源泉。不同于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我国经济发展起点是所有生产要素均被束缚的状态，因此，我国在追赶过程中持续推进的“要素松绑式”制度改革及自发形成的要素间协同机制所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具体来看，将全民从大锅饭中解放出来驱动了社会经济活动意愿，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驱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将资本从桎梏中解放出来驱动了实体经济货币化、资本化进程；对外开放则在将消费能力从国内市场引导至国际市场的同时，充分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促进“世界工厂”的迅速崛起。
现有约束条件下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
记者：我们注意到，与制度改革进程相应，中国潜在经济增长大致经历了三个周期：1979~1990年、1991~2001年以及2002~2011年。现阶段，中国经济正处于第三个周期的下行通道当中，增长的放缓凸显出哪些要素的潜在变化？
连平：总的来看，中国经济三个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分别由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以及加入世贸组织的制度改革推动，而下降阶段基本可认为是前期改革正效应减弱与外部冲击的叠加所致。对于中国经济现阶段的放缓，我们有必要在现有约束条件下，充分讨论各动力要素及其协同机制未来可能的演变趋势。
第一，资本回报率下降抬高投资拉动增长的成本。最近十年，资本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7%，高出前二十年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然而，资本产出率自2000年来已持续下降，年均降幅达3.3%。受制于能源资源环境约束、中低端工业产能过剩、基建步伐减缓以及政府主导型投资效率的低下等因素，未来以资本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本将继续升高，粗放式投资主导的增长难以为继。
第二，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用有限。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过去由高储蓄支撑的高投资增长模式与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将面临“断基”之威胁；短期内劳动生产率提升与技术、资本要素对持续负增长劳动力的补偿能力有限，经济增速将无法避免下行压力。并且，人力资本近20年来的贡献率较上世纪80年代水平有明显下降，表明我国过去经济增长仍以自然要素禀赋为主要动力，而人力资本等知识型、创新型要素积累的用武之地仍然较小；长此以往，将加剧人才市场的“劣币驱逐良币”，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可能被削弱。
第三，加入世贸组织的全球化红利已经开始趋弱。一方面，我国2011年末的出口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10%，而国际经验份额最高区间在10~12%，并且受全球金融危机持续发展的影响，未来我国出口增长空间有限。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导致我国“世界工厂”的竞争力持续下降，长期享受巨大国外消费市场、未及时积累自主核心技术与创新品牌的中国制造业面临较大威胁。
第四，要素约束致协同机制钝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迅速下降。最近十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1990年代下降近8个百分点，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直降至零甚至出现负值。一方面，全球化红利趋弱等软约束与人口红利消失、能源资源环境恶化等硬约束显现，诸要素的初始协同机制有所钝化，后发优势减弱；另一方面，市场自我修复能力偏弱，当外部环境恶化时，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唯有倒逼政府干预投资行为以保增长，从而大多数资源要素的配置流动仍在政府体系内循环，社会生产效率未升反降。
第五，目前“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正在累积。面临增长动力要素及其协同机制的弱化，刚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的我国正逐渐累积“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一是经济的外部依赖性较大，外向型增长模式一直未能有效改变；二是国内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限，产业升级的目标并未实质性推动；三是长期以投资拉动增长已遭遇资源环境的硬约束；四是国内消费市场偏弱，经济增长向国内需求主导转型面临尴尬境地；五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分配不公及寻租现象日趋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重塑内涵式增长方式将开启下一轮增长周期
记者：从目前的一些现象来看，中国经济确实存在跌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风险，这是否意味着高增长历史的终结？
连平：我并不这么看，尽管存在风险隐患，但相对于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目前我国无论是在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方面还是政策调整的空间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未来仍有可能有效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成功开启新一轮增长周期。
其一，未来投资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仍有较大空间。资本积累的适度放缓将有利于我国经济朝着质量提升的方向平稳过渡，未来我国投资质量与效率的提升空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工业结构优化，即中低端工业产业向能源资源节约型、提升附加值以及自主创新的方向升级；二是区域结构优化，目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仍然存在，中西部地区的建设开发投资有较大潜力；三是城市化结构优化，目前我国城市化率相比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未来城市建设及其功能优化方面的投资需求仍然较大。
其二，与经济结构相匹配的人力资本积累空间不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力资本积累远远不足。我国现阶段的大学入学率基本相当于美国1960年代、日本1970年代以及韩国1980年代的水平；我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8.2年，美德日韩则在12年左右。未来我国在加大教育投入、扩大教育范围与层次、培养创新型人才以及提升教育质量与回报等方面的空间潜力巨大。2009年，美、法、英国教育投资占GDP比重约6%，日本约3.4%，我国仅2.4%。
其三，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恢复增长的潜力。未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在四个方面，第一，当前我国仍有部分资源要素与市场受限制管制，基础设施、能源、金融等行业的国家垄断程度较高，对资源品价格、利率和汇率等资金价格等的市场化改革仍可推进，未来通过解除以上束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释放整体经济效率的空间尚存；第二，技术进步与创新方面我国已积累一定基础，但R&D投入有待进一步扩大，整体研究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第三，通过调整与国际对接方式，提升服务贸易，通过中资企业“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等渠道仍可继续享受全球化红利；第四，继续推进城镇化建设、挤出城镇化泡沫、促进国内居民消费的空间尚存，即便以城镇化率51%的官方数据计，未来仍有20%左右的提升空间。
其四，产业升级是未来诸要素增长与新协同机制的核心。未来我国各要素动力的释放空间与新的协同机制均指向产业升级。其必要条件是技术进步与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国内外多层次的消费市场，充分条件是未来投资结构的优化；其中，技术进步与创新又需与之匹配的人力资本积累。因此，产业升级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专于基础扎实、质量提升、居民福利提高的内涵式增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的结构性隐患，由粗放式增长过渡到内涵式增长才能重启中国经济下一轮增长周期。
推进市场化改革是经济向内涵式增长转变的关键
记者：内涵式增长的顺利过渡与实现需要建立在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从资本积累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之上。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制度效率与技术进步两方面，而当前中国经济症结即旧的动力机制渐失、新的潜在动力仍处于束缚状态，对此，您有何破解之道？
连平：我认为，继续推进以市场化为方向的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朝着内涵式增长转变的关键。也正是基于此，我们从中长期供给和与之协调的需求角度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建议。
首先，供给方面以松绑要素价格、发挥市场作用为主。第一，继续深化劳动、资源、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逐步开放多渠道资本自由进出要素市场；第二，市场投资主体由政府向民间转移；第三，缩减财政支出以减轻财政收入压力，扩大企业税收体系可调整空间，以结构性减少企业税赋负担缓解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压力；第四，鼓励民间资本主导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保护国产技术与品牌；第五，扩大平衡基础教育资源投入，开放继续教育市场，大力培养科研创新型人才，市场化地形成不同教育与技能水平的差别回报。
其次，需求方面以扩大内需、提升外需层次为主。第一，通过调整收入分配体系与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将国家财富向民间转移，释放国内居民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第二，未来的城镇化需要以外来人口的市民化为推进方向，通过保证劳动者的正常回报、建立常住人口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让数以亿计的进城农民工自然创造消费；第三，完善国内制度环境，鼓励以民间资本力量为主加快发展咨询、会计、律师、医疗、文化等方面的服务贸易，调整出口结构，发掘国际市场的新的消费潜力。
最后，供需结合点在于产业升级方向与消费需求相匹配。在市场供需结合方面，未来中国产业升级和创新的方向应该是通过市场化力量提供与居民消费需求升级相匹配的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而民间资本能够相对精准地把握市场变化。一方面，应继续以技术实力的提升夯实工业制造业基础，以市场需求主导产业升级的方向，加大科研创新力度，突破模仿桎梏，通过精细化、个性化、差别化的供给与经营挖掘中国更大的潜在消费市场；但忌盲目、跨越式发展超出居民实际需求的消费服务业，警惕实体经济空心化风险。另一方面，通过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企业资源要素的全球配置与消费市场的再扩大。
总之，唯有成功的体制改革才能释放要素新动力与机制，实现我国中长期潜在经济的持续增长；倘若维持现状或改革方向偏误，我国经济增长则将陷入数量与质量皆失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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