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西方社会人类学家对语言的社会属性产生了浓厚兴趣，美国学者L.H.摩尔根在《古代社会》(1877)中，通过研究称谓变化探讨人际关系的变迁。随着索绪尔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他强调语言是社会的巨大系统。法国语言学家A.梅耶和J.旺德里埃沿袭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认为语言是社会事实和文化的组成部分，语义和文字的演变源于社会结构的改变，而非仅限于语言本身。
30年代，功能学派的B.K.马林诺夫斯基将语言视为发音习俗和文化整体的一部分，认为其功能在不同文化情境中各异，语言知识的成熟反映个体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50年代，结构主义人类学家C.列维－斯特劳斯则视语言为社会联系网络，是社会结构体系的纽带。符号互动论者进一步揭示了语言的社会本质，认为社会是符号互动的产物，符号互动在社会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语言的社会性质有深刻理解，马克思认为语言并非个人独创，而恩格斯则将文字与文明进步相联系。中国传统文化理论如《文心雕龙·原道》中提到的语言是天地之心，反映了对语言社会性质的重视。语言社会学与社会语言学虽有区别，前者关注社会因素和功能，后者则侧重于社会语境与语言运用的互动，以社会方言研究为核心。
关于语言的社会性质和作用的讨论，曾引发广泛争议。苏联学者马尔提出语言有阶级性，与经济基础变化同步，主张语言革命，但这种观点在斯大林时期受到批评。近年来，关于语言形态与社会形态的关系，以及汉字拼音化等议题，虽然本质上是语言学争论，但也推动了语言社会学的发展，深化了对语言社会性质和规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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