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在否定黄永彬的遗嘱效力时，也并不是依据我国《继承法》第22条的规定宣告该遗嘱无效，而是根据公序良俗原则，认为该遗嘱“违反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
事实上，本案中，黄永彬立下遗嘱，将其个人财产赠与其情人张学英，并且，根据法律的规定，将该遗赠遗嘱到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张学英拿着该遗嘱将蒋伦芳告上了法庭，行使其诉讼的权利，为自己的权利而努力。应该说，她们的行为都是一种基于对法律的信仰而实施的行为，但是，法官否定了她们的法律信仰。 具体到黄永彬的遗嘱行为，我们并不知黄永彬不留遗产给合法妻子的原因（当然这并不是本案需查清的事实），我们并不能对黄永彬的遗赠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妄下定论。 本案中，黄永彬的行为违反了一夫一妻原则，若蒋伦芳提出离婚，可以要求黄永彬进行赔偿，但是，黄永彬在婚姻关系中的过错不能用来否定其遗赠行为的效力，两者并非同一法律关系。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是一条原则，所以，即使是死刑犯，法律也要保护其人权。那么，在本案中，因为张学英是第三者，我们就要剥夺她的法定权利吗？这显然是不可行的，就像我们并不剥夺故意杀人者的受遗赠权一样。具体到本案，也就是遗嘱自由的原则，遗嘱人有指定受遗赠人、改变、撤销遗赠内容的自由，黄永彬只是依据法律规定行使其指定受遗赠人的权利，不能对此进行剥夺或否定，应该尊重死者的意思自治，即使死刑犯，也并不因他犯下的罪行而剥夺或否定其指定受遗赠的权利。
法律规则为公民提供一种确定的行为指导原则，于是，公民按照法律的规定作为或不作为，法律规则为公民的行为提供一种确定的预期。我们不能要求公民跨过法律规则而按照法律原则来行事，因为法律原则本身的不确定性并不能为其提供一种确定的对行为的预期。若公民按照法律规则行事却不能得到其预期的法律结果，那么，对其法律信仰将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虽然本案中法官的判决赢得了民众的掌声，但是，却不能说是法律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