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韦伯关于现代性有一个著名的理论核心，叫做 「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然而这样一个深刻理解现代科学理性力量的他，也却是对于Rationalism的一个怀疑者，或者说反思者。
1917年，韦伯在慕尼黑做了一个演讲，主题是「以学术为志业」。其中有一段演讲非常著名——
韦伯认为科学根本无法回答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意义」这类问题。也就是说，生命意义的问题，超出了科学的边界，科学永远无法给予我们一个最优的解答。
韦伯的现代性思想中的第一个命题叫做 「祛魅（disenchantment）」 ，简单来讲就是「祛除魅惑性」，指的是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将过去对自然世界认识中的「神秘性」消除了。
现在看到这种神秘的不可知性，当代人总有一种不屑和愚昧的嫌怨，然而在过去，这却是人与世界可以建立起某种联系的表征。这些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构成了古代精神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让人类和整个宇宙紧密连接为一个整体，构成所谓的宇宙秩序（cosmos），古代人从这种整体秩序中确立了生存的意义。
然而，「理性的力量驱散神秘的魅惑」通过将宗教理性化，再转向祛宗教本身，把自然世界客观化了。世界不再具有神性和灵性，成为了因果规律环中的冰冷世界。
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或者说世俗化并不是说宗教消亡了，而是说它不再是一种共同的默认的信仰。而清醒后失去默认选项的人，又如何重建终极价值和生命意义？
韦伯的第二个命题叫做 「诸神之争」 。它指的是人与人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它越出了科学理性的边界，是探讨关于终极价值的问题。
生活中有两种判断，一个是「事实判断」，一个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是描述一个事实，而价值判断则是在表达食物应当如何。在价值判断的语境中包含了一种好坏对错，高低优劣的主观取向。
在事实领域，科学理性能让我们把握到高度的确定性，因此事实判断是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在古时候，人们相信世界是有一套统一的秩序的，然而在世界「祛魅」之后，人们明白了物质世界没有什么神秘的终极答案，因此，价值判断成为一种更个体化的标准，也造成了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的现实。
韦伯有一句名言——
价值多元化虽然给予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的自由，但是也造成了现代人的迷茫。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价值取向，却没有人能告诉我们这个选择是不是好的，是不是对的，这导致了现代人内心充满了疑虑与不确定感，造成了一种 「价值真空」 。
第三个命题来自于两种理性， 「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和 「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 。简单来说，前者指的是为达到目的采取的最优的理性计算手段；而后者则关心的是目的本身该不该，要不要。
在现代社会中这两种理性的表现是：价值观念问题我们有许多分歧；但在具体方法上，我们都认同工具理性计算出来的方案。结果就是，工具理性的逻辑越来越强大，成为一种通用逻辑，整个社会都越来越重视计算和效率，这也导致了社会制度的 「官僚制（bureaucracy）」 化，官僚制追求高效率：
而 「非个人化（impersonal）」 ，则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因此，复杂的个体在强大的制度体系下变成了可计算的变量与指标。
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的不平衡发展，使其太强大以至于压倒了价值理性。现代人甚至放弃追求价值理性，将工具理性奉为圭臬。手段变成了目的。
韦伯的第四个命题叫做 「现代的铁笼」 。韦伯对现代社会的基本判断是，理性化把现代铸造成了一个铁笼。理性化催生了官僚制，官僚制的非个人化原则带来了系统效率的提升和理性计算的简化，在这套系统的蔓延下，整个社会最后像是一部运转效率极高的巨大机器。社会呈现出机器的属性，人则被看作是机器的零件，这种倾向成为了现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这也正是「铁笼」的由来。
铁笼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造就了一种片面的 「讲求事实、重视计算、追求效率」 的社会文化。譬如说，假冒伪劣缴纳罚款这样的用理性功利的计算来解决道德问题的社会规范，这种逻辑虽然效果极快，却永远无法解决问题的根源。第二个问题则是造就了一种片面的 「人与人和人与组织之间成为一种商业的供求关系」 的社会关系。人在供需关系的巨大竞争压力下变成了一种商品，需要去应对来自于组织和他人的需求，使自己变得「有用」，因此看似在多元价值的社会中有选择的自由，却远没有机会去发展和丰富自我，而是在争分夺秒中成为「铁笼」中一个优质的零部件。
然而解决之道也绝非打破铁笼，因为铁笼虽束缚了现代人，却也同时带给现代人巨大的物质基础以及建立在之上的精神文明。
可行之法在哪里也许还没有人有答案。可是诚实地去正视这一切，才是现代人能够，也应当去做的。
因为韦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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